此外，她和研究团队结合医疗卫生数据、疾病负担情况、疾病模式等情况，开展了一项对未来10年老年人医疗费用的预测研究，发现2020年-2030年，我国老年人医疗费用增幅约为157%，同时，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在全人群医疗费用中的占比稳步上升，到2030年可能将占到近50%，比同期全人群医疗费用的增速更快，“也就是说，会花更多的钱来应对医疗的需求”。

养老焦虑的背后，既有医疗健康开支增多的担忧，也有收入保障不足的担心。目前，大多数中国居民的养老选择还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邱月表示，退休金和儿女赡养依然是养老经济保障的主要来源，投资理财等财产性收入的占比仍然比较低，混合收入模式还有待完善。近几年的调查发现，依靠自己退休金养老的老年人有将近40%，依托儿女或者亲属赡养的大约有28%。

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是养老保险的“三大支柱”。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投入在逐年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也一直维持上涨趋势，但收支差距随着年份推移有缩小的趋势。根据邱月的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支付月数已经从2012年的18个月，降低到了2017年的13.8个月，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在未来依旧面临沉重的压力。

邱月建议，可以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延迟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和社会参与，实现代际互助与融合；其次，提高养老金“第一支柱”的可持续性，包括收入水平、缴费基数的真实足额等；并且鼓励“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来为第一支柱分流减压，尤其是“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目前，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很少参与企业年金，社会整体参与率比较低，规模也相对比较小。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养老和生活需求对经济增长也会起到支持作用，但老年经济必须首先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只有老年人有钱消费，才能起到（这样的）支持作用”。

作为国民经济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者，王小鲁认为养老保险捉襟见肘、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一个原因是，还有很多人群没有参保，特别是大量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到保障体系中，而过去大量财政资金都用在公共设施建设上，对公共服务方面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偏低。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财政体系、政府支出体系需要转型的任务。”在他看来，目前公共服务领域对老年人的服务仍然有一些缺失，应该更多地推进制度和政策转变，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为人口拐点的到来做好准备。（记者 王林）

（原标题：人口拐点临近，养老经济如何破题）

责编：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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