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让他措手不及的是，2018年8月，一条突如其来的政策消息，让他还没来得及通过代购挣到多少钱，就被泼了一盆凉水。这几乎断了王颖和胡天的代购出路。“本来现在代购行业竞争激烈，利润越发少了。如果还要加上税的话，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王颖表示，“实在不行就转行吧。”

大代购的焦虑

不敢轻易发货了，“风声紧，低调点”

韩林的手机一阵震动，一位国内代理商向他发来几张Prada当季热品的图片：“这颜色订一个。”

思索良久后，韩林决定不做这笔生意，“没货了，暂时缓缓。”同时他不忘叮嘱对方：“最近风声紧，低调点。”

“能不低调吗，现在不管是从香港还是欧洲发往国内的货都基本处于被拦截状态。”12月22日，韩林告诉记者。这是他从事代购10年来，第一次对未来感到如此不安。

2008年，韩林投资60万，和两个代购行业“圈内”朋友在香港合伙开起一家专营奢侈品代购的商贸公司。三人分工明确。一位合伙人常驻欧洲，拉拢奢侈品门店导购，组织数十位留学生当买手，随时抢购热门商品。另一位对海关熟悉的合伙人负责运货回国。韩林则在微信、论坛、QQ上推广销售、发展国内代理。

那段时间里，Prada，LV等众多奢侈品在韩林的运作下，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流向香港、内地等市场。他也从中获得不菲回报，“一年能赚到一两百万吧，每个月至少是10多万的收入。”

为了迅速扩大渠道，韩林特意在国内招募了20多位代理商。每天他都会将最新款的奢侈品图片发给对方，由代理负责在朋友圈宣传推广，一旦有客户订货的话，则由韩林直接发货。

“欧洲奢侈品价格基本上是国内价格的7折，有时候遇到打折季会更加便宜，而我们往往是8折的价格提供给代理。”韩林介绍称，“这行业就像金字塔般，代理也会找自己的下线。下线越多意味着走货越快，赚得也就越多。”

2018年8月，电商法即将出台的消息传出。原本并不在意的韩林发现，不少自己下线的代理逐渐消失。更让他恼火的是，以往原本顺畅的运输渠道，如今也变得格外艰难起来。

韩林介绍，“以前发货通常是使用快递直邮，速度快且安全。”然而最近这段时间里，快递公司对货物检查尤其严格，稍微超额就会拒收。这让韩林颇为无奈，“不管是欧洲直邮，还是香港发货，包裹在国内海关都面临大概率拦截，不敢轻易发货了。”

近段时间里，韩林每天都会安抚旗下代理商和客户“耐心等待”。为了将货送回大陆市场，他决定重启最初由水客带货的老方法，先将手中的一批化妆品运送到内地市场。“算是政策实施前的一次试水吧。如果被海关查到，大不了缴纳税款。”

但他的老搭档赵丹（化名）却拒绝了韩林的要求。“离电商法正式实施就几天时间，海关也加大了检查力度，现在去完全是自投罗网。”12月23日，赵丹向记者坦言，“最近随时都听闻各地海关严查的消息，没人敢贸然去尝试。”

让代购们害怕的是，人肉背货一旦被查，不仅货品容易被海关罚没，更可能面临牢狱之灾。2014年3月，北京市高院对离职空姐代购案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空姐李晓航获刑三年。该案一审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前空姐李晓航有期徒刑11年，二审发回重审，后改判3年。

“风险太大了，现在先缓缓，今后再说吧。”赵丹如是说。

快递公司受波及

为留住老客户不得不降价，未来成本或翻倍增加

12月20日，发完最后一箱货的刘伟，坐在空荡荡的库房前，抽着烟。

几分钟前，他刚结束了和国内长期合作的清关公司的沟通。他希望对方能在1月1日后，仍能以双方当前的价格继续合作。但对方委婉地表示，如果货量明显减少的话，会重新考虑彼此的合作价格。

“代购如果减少的话，对海外快递行业也会造成很大影响。”刘伟无奈地向记者表示，“货量的减少，无法在运输以及清关公司手上拿到更低的价格，快递成本自然随之提升。”

2016年，刘伟在澳洲开设了快递公司，帮助当地代购将货发回中国。由于收费便宜，加上清关快捷，他的公司很快成为当地代购们最爱合作的快递公司。记者了解到，通常快递公司在接到当地代购准备寄发的货物，通过当地货代在澳洲海关通关后发往国内海关，再由所合作的清关公司对商品进行清点，并把相应资料递交给国内海关，海关再按着资料清点检查后放行。

“过程并不复杂，但需要打点好每一环节的关系。”刘伟解释称，“更重要的是你的货要达到一定量，对方才愿意给你最低的价格。”刘伟算了笔账：公司快递费用为每公斤50元，每超过一公斤则按照每0.1公斤收取5元的额外费用。如果按照每次发货量为2吨计算的话，那么每次能收取10万元费用。而每次所需要支付给当地货代的费用为2万元，国内清单公司的费用则为每公斤12.5元，2吨则为2.5万元。“基本上每走一趟2吨的货物，利润能赚到5万元。”

但这并非刘伟最终到手的纯收入。为了方便囤货，他在澳洲当地租赁了一个约为700平方米的仓库，每月租金需要支付2.8万元，加上物管、水电等费用，以及2万-3万元的人力成本，每个月固定支出近6万元。这意味着，他每个月必须发二三趟货，才能从中获利。

“现在华人快递公司越来越多，服务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选择最便宜的一家进行合作。”12月23日，王颖向记者表示，“毕竟代购就是个赚差价的行业，没办法接受太高的快递费用。”

为了留住老客户，刘伟不断降低价格，“基本老客户就是40元一公斤，而如果每周都会寄上百罐奶粉的大客户，价格可能会减少到30多元。”

最近让他担心的是，随着电商法的实施，澳洲当地众多小代购陷入对未来的恐慌，以及是否转行的担忧中。而一旦代购减少，自己发货量必然也会减少。

“这就是个金字塔阶梯式的价格差别。”刘伟向记者表示，只有货量越大，才能在货代以及清关公司手中，拿到最低廉的合作价格。如果一旦长期出现货量减少的情况，未来合作价格肯定会翻倍增长，“到时候要么自己少赚，要么只能增加在代购邮费上。”

代购们的未来

行业趋于正规化，坚守or退出？

电商法实施后，或许中小代购很难生存下去。

“电商法的实施，对C2C模式的个体代购影响最大。”12月23日，王颖向记者表示，“个人代购将迎来洗牌的局面，明年或许将减少近50%的从业者。”

几天前，王颖在客户群中宣布，自己很可能会在电商法实施后退出代购圈。却收到众多客户挽留。“大家都希望我继续做下去。”王颖说，“但没办法，再做下去不但利润越发微薄，更可能随时被查。”

“一直以来，海外代购成本低，国内需求量大，催生了一大批海外代购从业者。对于走量较少的代购，本来利润就不多。一旦开始交税，其生存空间自然就变小了。”12月24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分析称，“《电商法》实施前，代购的利润点在于免交关税、消费税等，也是和以往的执法依据不够明确、执法程度不够到位有关。但《电商法》明确规定代购办理主体登记及纳税问题，成本自然就上去了，价格也会相应地上调，其优势也会减少。”

但曹磊同样认为，《电商法》并不意味着代购被判了死刑。电商法并没有禁止个人代购。政策的出台能淘汰掉行业内不正规的“小代购”，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旦将走私、水货，以及避税的非法代购都打掉的话，市场就是阳光的了。”12月24日，国内知名跨境电商平台波罗蜜联合创始人许胜向记者表示。

2015年7月，主打日韩商品销售的波罗蜜平台创立。“我们在这3年时间的发展中，曾多次遭遇市场中所涌现的水货、避税商家的价格冲击。”许胜说，代购市场中屡屡发生的假货、低价等乱象对行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让他极其不满。

“电商法之前，很多是个人店铺，很难监管和普查。电商法出台之后，明确从业的必须是法定代表人，降低了违法运作的隐蔽性，增加了违法成本。”许胜向记者表示，“更重要的是，给合法商家提供了更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以及给消费者带来更安全和可信的市场和商品。”

“如果真要收税，那就选择不做了。每个月大不了还是去找份工作，或者给一些跨境平台做买手。”胡天说，如今他身边的同学都开始逐渐退出代购圈，之前所加的微信群，人数也从100多人减少到70多人。“有时间的话，帮朋友或者老客户买点东西就是，就当义务帮忙吧。”

“很多朋友都决定转型。”12月24日，在日本工作的张思（化名）称，在日本已生活3年时间的她，此前在工作之余一直做着药妆代购。

此次电商法出台后，张思曾在网上查阅了各种政策解读和分析。在她看来自己入行只是为了赚点零花钱，如果代购法实施起来的话，自己只能选择转行。“不可能为了代购特意去注册公司。”张思说。

张思称，此前自己身边有30多个华人朋友在做代购，如今有10多个已经决定不再从事代购生意，剩下的人则处于观望阶段，“到时候还是看政策实施情况，宽松的话看能不能继续‘铤而走险’，实在不行的话就转行吧。”

韩林也开始计划将主要市场搬离国内，“之前有不少香港本地，以及韩国等地的客人。如果国内市场越发严格的话，先看能不能转移到这些市场当中。”

决定“坚守”的还有威尔士人理查德，他曾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自2016年回到威尔士后，就一直在经营自己的代购生意，如今已有300多个固定客户，每年能通过代购赚到20多万元。

“我该怎么办？”理查德如今正托国内朋友四处打探消息，“不知道未来，一切都看2019年的情况了。”

（原标题：电商法倒计时，代购的煎熬：观望、转行、上班去）

责编：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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