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5日，刘月映告诉记者，童主任来电称“下周北京来人对话”。“如果我的问题再解决不了，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维权到底。”刘月映表示。

有市场观察人士分析，“如果刘月映的投诉成立，就坐实了安利的团队计酬模式确实存在，所以这件事情安利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事实上，安利中国采取的团队计酬模式可谓“公开的秘密”。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对此就曾明确指出，安利“采取了团队计酬的模式”，“实际上是不规范的直销企业”。

而安利中国一直试图规避直销法规的约束。早在2003年，安利公司就规定每个经销商都与公司独立签约，也各自从当地店铺直接提货，在安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只有一个环节，即安利经销商。但不为公众所知的是，在经销商这个环节却又暗藏着20个子环节，这就是安利经销商的20个层级。每个经销商都隶属于某个团队某个更高级的经销商，这20个层级的安利经销商总计可以拿到20项佣金。安利20层经销商的奖金播出率总计达到了税后营业额的54.3%，实际上远超直销法规明确规定的“佣金封底在30%”的标准。

而在安利公司内部，其奖金制度包括九种十二项：个人销售佣金奖、市场开拓奖金、领导奖金、红宝石奖金、深营销总监、全球政策咨询委员年终奖金等。在这九种十二项奖金中，安利公司只向国家商务部报备了市场开拓奖这一项，将这一比例规定在27%，也是为了规避《直销法》所规定的30%上限。

刘月映没认识到的是，安利的直销模式通过公司与经销商的绝缘隔离，本身就纵容经销商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2012年8月《中国经营报》的一篇报道就指出，安利“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以安利为代表的多层次直销，把现代化商业的高效大规模运作逆转为每个人单独的销售运作，营销效率大大降低，营销成本大大增加，但营销成本的巨增却不需要安利公司承担的，而完全由营业代表自己承担。

同样地，上级营业代表可以有效地将成本转嫁给下级。当一个经销商的团队规模10倍、100倍的扩张的时候，他个人需要承担的营业成本根本不会同比例的增长，因为每个下级营业代表都要自己负担自己的营销费用，而同时上级却还可以拿走下级利润中的一大块。

由此便不难理解，直销公司何以能够长期存在。那是因为从上到下成本的成功转嫁——风险完全转嫁给了下级，下层的营业代表必须不断地更换，才能保证高阶享受低风险高收益。下级的营销成本会几十上百倍的急剧上升，要想通过销售产品来弥补成本，事实上已经毫无可能。因此，绝大部分底层是必然要赔钱的，最后绝大部分人做不下去，离开也是必然。

此外，安利的营业代表并非安利员工(如果是员工，则按照劳动法，安利就必须为他们买福利、社保)，而都是独立经销商，这在法律上意味着安利公司不必对经销商的行为负责。

所以安利公司在公开场合非常低调，而许多安利直销员却在前方吹牛。安利公司对于这些所有夸大宣传的态度是绝不公开承认，但也绝不辟谣，公开承认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要负法律责任；公开辟谣则安利人无法再造谣，对销售不利。

耐人寻味的是，在广受质疑的同时，安利的“中国式”直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公开报道，中国已成为安利全球最大市场，2012年销售额达到271亿元人民币。“安利（中国）创下了安利全球市场的多个‘第一’，并使‘中国经验’成为其他市场效仿的样板。”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孙鸿志，在全国工商系统创建“无传销城市”现场会上表示，在新形势下强化打击传销的策略，一手要坚持打早打小，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对传销“萌芽”露头就打，防止传销组织坐大成势；一手要狠抓大要案件，以“破大案、挖源头、捣窝点、摧网络”为主攻方向，通过与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依法严惩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有效震慑犯罪。

另据新华社2013年6月3日报道，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12个部门，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打击传销执法行动，这也是历年来参与部门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项行动。▲

责任编辑：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