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传销组织“中国商务商会”在秦皇岛一酒店包下宴会厅，宴请数百名成员，并在宴会上展示金牌，给大家洗脑。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直报网北京11月19日讯】(新京报)2018年10月9日，成都女大学生李欢向四川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中绿”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大量文字、图片和录音资料，交给了警方。

10月23日，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从北京前往四川，对李欢父母进行反传销“解救”工作。李欢父母表示，不再进入传销组织。

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解救”工作的同时，新京报记者“潜伏”其加入的“中绿传销”，发现“中绿传销”在“李欢事件”后，为躲避查处，迅速变换窝点，将原本集中居住的传销人员分散到秦皇岛市的各大小区，将“中绿”的名字改为“中国商务商会”，将原本的“众筹模式”变为“分享经济”。传销头目鼓吹打造“中产阶级”，渲染“西方经济侵略”，以此来增强内部凝聚力;伪造“国家政策”，通过展示黄金等财富，来维持谎言。实际上，传销组织并无产品，也无实体，依托民间资本累积财富，讲师口中的赚钱模式仍是拉人头入会，“投2900元赚130万”成了组织上下的目标。

有传销高层表示，在秦皇岛有数万人参与传销，分别以家庭为单位租住在各小区。为了躲避查处，该组织严格控制新人进入，新人进入后需要接受“组织”检查。

第一课：“讲师”的经历

李欢举报事件后，秦皇岛中绿传销组织不再集中住宿，其中一个据点搬到秦皇岛海港区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来自新疆哈密的王建民夫妇及其哥哥王建军租住在此。

10月23日，新京报记者作为入会新人，被送到王建民处暂住。

虽然房间只有寥寥几件家具，为了接待新人，王建民购置一张木床摆放在客厅，屋内还种了几株花草。40多岁的王建军躺在床上，看着写在墙壁上的“赚钱模式”，兄弟王建民与其相互分析其中的利润，显得“自信满满”。

王建民一家负责对海怡学府小区内新传销人员进行宣讲工作。

王建民作为“讲师”，给新人的第一课就是讲自己为何进入“组织”。今年年初，他刚来秦皇岛时，哥哥王建华向他画图讲解“投资2900元如何收获130万元”，“投资的钱虽然不多，但是要通过拉人头才能获利，这不是传销才怪，”王建民不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当天夜晚，王建民趁人不注意，独自买票回了新疆老家，从此和哥哥王建华暂停了联系。但在今年8月份的一天，一张王建华拥抱数十万现金、戴着大金链子的照片，勾起了王建民的欲望，他带上媳妇和老父亲，再次来到秦皇岛。

在这一家人中，大哥王建华极具说话权，通过他的介绍，王家四兄弟加上其80多岁的老父亲等6人离开新疆来到秦皇岛，谋求“暴富”。

王建民经过王建华介绍加盟“平台”，学习“纯资本运作”。按照平台内教授的邀约话术，不断地邀约新人加入，获取分成。

王建民一家也是“中绿传销”组织改名为“中国商务商会”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家庭之一。这个家庭里的最高“领导”王建华是传销组织的操盘手之一，行踪难觅，即便是面对王建民等亲兄弟，王建华的住址和关于其在传销组织内的具体工作，“也是不能打听的”。

新京报记者发现，王建华所在的“中国商务商会”，属于新兴的“南派传销”。相对于以往以发展下线兜售实物、控制人身自由为特点的“北派传销”，南派传销以“纯资本运作”、大打感情牌、畅谈人生发财梦为最大特点。

60多岁的刘文君是“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里的老成员，10月23日上午，刘文君带了一个名叫程岚的新人，想请王建民讲讲课，看到记者和程岚两位新人，王建民很热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10月23日，一名女“讲师”在租住的房子里，给成员讲授如何拉人头赚钱。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洗脑：“忍辱负重的突击队”

程岚出生于1976年，家在四川大竹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月前，程岚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一气之下独自外出务工后结识刘文君，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刘文君将程岚介绍到秦皇岛，视作下线，鼓动其参与传销。

新人会观看传销组织的宣传视频，其中秦皇岛圆梦园作为文化观光区，却被传销组织利用，曲解其中建筑的含义，号称是国家暗地支持，暗箱操作的映射。公园里的潘长江和姚明雕像，也被曲解为两人通过这个模式后成功的纪念雕像，以表示“平台”暗藏的巨大潜力。

王建民告诉记者，圆梦园的一切都在映射着“平台”的发展动态，是每个入会新人必定要去瞻仰的“圣地”。比如从“棺材”造型的火车站，寓意此地升官发财;圆梦园中的“石制沙发”，象征着“平台”是以寝室、家庭为单位进行运作。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圆梦园曾就此发过严正声明，指出有人盗取圆梦园的名义，涉传销之事。

在记者到来之前，传销组织的人已带着程岚游览了圆梦园，向她介绍秦皇岛的“运作热潮”。整个过程中，传销组织的人员请程岚吃饭、付车费，让因感情问题离开家门的程岚，在这里体会到“温暖”。

在程岚和记者动心后，王建民的工作则转移到论证“平台”的合法性上。

这是他必须向新人介绍的内容，他能从金融政策说到沿海城市的地域优势，再从国家安危谈到“平台使命”。这一阶段，要让新人相信“平台”背后是“有国家支持的”。而“国家支持”的原因是为了对抗“西方的经济侵略，创造7亿人口的中产阶级”。

王建民的解释里，还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平台”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以对抗侵略。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王建民又举例，“每月有超过500人的会议在秦皇岛召开，从来不用报备，当地政府不知道?一定会知道。大量的资金流入银行会不知道?会知道。大量的人用实名制购买车票进入秦皇岛，会不知道?会知道。”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介绍，“这是国家在默许，国家特殊的政策在操控。”

“我们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突击队。”王建民告诉程岚和记者。

程岚有些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