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报网 北京10月3日电（张磊、熊席麟撰文）大陆与台湾皆为中国之一部分，“兄 弟之邦”莫名其妙！连战先生“兄弟之谊”，其谓国、共两党 乎？孙中山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确实领导缔结了两党“兄弟之谊 ”。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创者，毕 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民主和富强。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并捍卫 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然而，在袁世凯窃国和接踵而来 的军阀混战中，共和国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直至中山先生晚年立足于广东 ，建立国共合作，迎来北伐胜利，才在真正意义上确立起国家基础。中山先生的 丰功伟绩亦由此而为不朽。

寻求同盟者始终是孙中山政治生涯 中的主要课题。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封建主义仍然十分强固，革命党人基础孱弱 ，孙中山踏上革命道路后就时刻寻求着盟友。“同盟会”之命名即足 显先生之良苦用心。经过多年奋斗，孙中山以“同盟会”为基础，结 成比较广泛的联合阵线，成功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然而，盟友过泛，鱼龙混 杂，又成为导致这场革命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因素。中华民国成立后，同盟会与统 一共和党等组合为“国民党”，官僚、政客、军阀和投机分子纷纷混 入，同盟会原有革命活力逐渐消弭，最终面对袁世凯窃国已无抗御之力。后来， 为“护国”、“护法”，孙中山不得不继续寻求盟友，甚 至借助于西南军阀，但结果备遭排斥凌侮。他在寻求盟友的过程中积累了深刻而 又痛苦的经验教训。

在经历了长期艰难的革命征程后， 孙中山晚年接纳了中国共产党，并把这支刚刚诞生的群众先锋力量引为自己亲密 的战友。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勿庸置疑，中山先 生是坚定的民主斗士，他毕生推崇“自由、平等、博爱”，倾心于 “民有、民治、民享”，更提出“三民主义”建国纲领。 但在革命实践中，孙中山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思想根深 蒂固的国家要建立民主宪政任重道远。同时，孙中山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西方 帝国主义列强并未真正援助仿效者，反倒是经常支持反动派“以扑灭吾党 ”。于是把目光转向新生的俄国苏维埃，强调“以俄为师”， 推动国民革命。

另一方面，促成孙中山联共决策的主要根据 还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后，即于次年明确提出了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纲领，并制订战略策略，发动工农运动，传播革命思想，表现出艰苦 奋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有鉴于此，孙中山确信“在斗争 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并经常“劝告国民党中 悲观和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地为革命辛勤工作 ，不怕牺牲”。

对于孙中山说来，联共乃是他一生 探索救国拯民真理的必然结果。一个始终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真正革命 家，正是因为深明乎立根之处，才能敏锐地同中国共产党携起手来。也正是在极 其困难的境况下结识的共产党战友给予了中山先生以真心的帮助和支持，又进一 步促成了他思想的深刻转变，使他得以在晚年思想发生飞跃，亲手促成第一次国 共合作，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坚实基础，再次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成为全民 族尊崇的伟人。

中国共产党在刚踏上征程时，即把中国国民 党视为同胞兄弟，其实也并非偶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武 装了中国共产党，使他们懂得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和任务，而反动军阀制 造的“二七”惨案更使中国共产党人辨清了敌友关系，意识到只有建 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孙中山先生的统一号令下才能最有效地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联合扼杀。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经过充分讨 论后，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形式，“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前后，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林祖涵）等在上海会见了 孙中山先生，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确定 了国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的决策。他亲自为新战友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主盟，表现 了充分的信赖和殷切的期望。同年9月，孙中山于上海召开了讨论国民党改组的 会议，指定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九名党章起草委员，成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党 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会，并在1923年1月宣布了有共产党人任职的国民党本部干 部名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召开。代表们经过激烈争论后，否定了反对国共合作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 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为国共合作的实现完成了政治上、思想上和 组织上的准备。10月，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以及青年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帮助 国民党改组问题，并在广东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以推动改组工 作。与此相应，孙中山也采取了有力措施，委任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为负责国 民党改组事宜的改组委员，旋即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制订改组计划 。廖仲恺、谭平山等九人又被委任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起草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建立各级国民党党 部；出版《国民党周刊》；设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并决定1924年1 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改组国 民党、建立国共合作，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恐慌和破坏。他们污蔑孙中山 “赤化”、“出卖自己”，谩骂中国共产党玩弄“ 阴谋”。国民党内右派分子公然阻挠改组，反对国共合作。就在《中国国 民党改组宣言》发布的当天，邓泽如等竟然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提出“ 弹劾案”，掀起反共声浪，妄图推翻孙中山的联共决策。对此，孙中山先 生予以坚决反击。他亲自批驳了邓泽如的不实之词，说明党纲、党章和组织法 “为我请鲍君（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 恺译之为汉文……切不可疑神疑鬼”；重申了这次改组的必 要性，指出“不图进步改良”，只能“日日退步”；并就 联俄决策加以说明：“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 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 家受屈之人民耳。”　孙中山甚至果决地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表示，如 果国共合作事宜受阻，“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加入共产党。 ”他还多次指示要将右派分子清除出党，后来果真把冯自由、马素等开除 。由于孙中山先生态度坚决，才得以从国民党内部保证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成功。

国共合作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对两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直接效 果，国民革命的中坚与核心力量由此大大加强。改组后，中国国民党制订了明确 的民主革命政纲，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凝聚了众多爱国、民主的力量； 党的组织有了长足发展，各级机构和党员数量增长迅速，单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员 就从1925年初的1.5万余人增至1926年的18万余人；党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 从一个缺乏战斗力的松散组织转变为“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中国 共产党则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到了许多实际工作机会，能够公开进 行反帝国主义运动，　群众威望不断提高，党员数量也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 420余人发展为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57900余人。国共两党的发展壮大成为北伐迅 速成功的主要因素。

其次，国共合作有力促进了工农运 动的蓬勃发展。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各地工人运动迅速转入高潮。1925 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爱国、反帝浪潮席卷全国 ，运动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罕见的，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促 进了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甚至台湾等各地农 民也相继组织起来，纷纷成立农会、“农民组合”，至1927年夏各地 农会会员已逾千万。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为反封建、反殖民地斗争的国民革命成 功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三，国共合作为中国革命新军的 建立创造了条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亲自指导创立了黄 埔军校。这所新型的革命军校在国共两党同心同德、共体时艰的感召下，仅用两 年多时间，就培养了近5000名干部，为中国新式军队的建立和发展打下（干部） 基础。黄埔建军直接为北伐成功准备了条件。

国共合作还普及 了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传播。孙中山先生主倡的国共合作使全国革命力量迅速整 合，革命思想深入基层，得到空前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中国国民党举办的《民国 日报》和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向导周报》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主阵地，宣传了反 帝主张，批判了封建文化，宣导了新文学和白话文。

国共两 党的发展、工农运动的展开，革命武装的建立，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传播，为巩固 广东革命政府，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必要条件。1924年10月，孙中山先生 指挥革命军队镇压了商团叛乱。翌年，革命军两次东征击溃了军阀陈炯明，收复 了东江流域。年底，征讨军阀邓本殷，大获全胜，收复琼崖，革命政权空前巩固 ，北伐有了可靠的后方。1926年复，共产党人叶挺率先遣队进军湖南，北伐战争 打响，仅用半年多时间就打败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直下长江流域，统一了半个 中国。

时至今日，重温孙中山先生缔结国共两党兄弟之情的 历史及其伟大历史影响仍然令人感奋深衷。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孙中山先生 的感召下，国共两党曾走到一起，为救亡图存而共同奋斗。孙中山先生晚年领导 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而取得空前胜利，真正巩固了辛亥革命成果，中山先生亦由此 而赢得了全民族的尊崇。今天，中国虽然免于“亡种灭族”的危机， 但国家统一未竟，一些民族分裂分子更是适应列强需要，肆意破坏民族团结和国 家尊严，振兴中华依然任重道远。中山先生顺应历史潮流、胸怀国家民族、大公 无私、不懈奋斗之精神应为国人永远的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