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证的饼能摊多大，取决于财政的支持力度  

在多位受访学者看来，基础公共服务能否真正得到落实，关键在钱。  

乔晓春说，解决流动人口的服务问题其实是财政问题，“这个钱谁出？之所以不能所有人都给户籍，是因为如果都变成本地户籍，城市的财政是支撑不了的”。  

记者2013年曾报道，一对非京籍夫妇在京工作已15年，育有一子。但是，当他们向北京、男女方原户籍地要求办理独生子女证时，却都遭到拒绝。  

最终，经过“特事特办”式的协调，他们在男方户籍地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并获得1000余元的独生子女奖励。  

事实上，在目前各省级行政区划中，独生子女费无一例外均要回原户籍地领取。尽管这一陈旧的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人口流动的现状。  

独生子女费无疑属于9项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计划生育服务和奖励优待”。根据征求意见稿，如果流动人口的这部分钱由流动人口所在地支付，在全国独生子女奖励尚无统一平台的现状下，这无疑是不小的数字。  

而其余8项基本公共服务、6项便利，几乎每一项背后都包含一笔开支，每一笔开支又与户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财政分配体制，到底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多少由地方承担，多少由中央承担。”乔晓春直言，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必然会导致地方对改革不积极，从而提供的公共服务十分有限。  

在陆杰华看来，这一问题有可能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他认为，可以将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效果纳入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机制，加强监督和执行效力的评估，以此提高地方积极性。  

彭希哲则分析，目前，上海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其中约900万是年轻人。作为上海外来人口的主体，年轻人为上海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上海为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  

“的确，一个地方增加外来人口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给当地带来压力。但是，外来人口很大程度上是做了贡献的，并不是无偿享有政府的公共服务。”彭希哲说。  

他认为，某些基础公共服务其实对地方财政压力不大。他以社会保障举例说，医保和养老保险都是以缴费为基础的，应该自身收支平衡，如果亏空，一般会有财政补贴。中国大量的人口流动其实都是年轻人的流动，而年轻人享受养老资源、医疗费用都是相对比较少的。  

多位受访学者的共识是，居住证的饼能摊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所以，不同城市对居住证的定义不完全一样。  

很多人并不想永久待在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