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出版物成“洗脑”工具

被抓获后，陶永仟一直为自己鸣冤叫屈。他对自己参与的事供认不讳，却拒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违法，他坚称自己是响应国家号召搞“连锁经营”，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在接受讯问的过程中，陶永仟时常引用所谓“国务院红头文件”“国家领导人批示”为自己辩解，认为政法机关打击“连锁经营”是不执行国家政策。

据讯问他的检察官观察，陶永仟的反应不似狡辩，而是从内心相信自己是在“干大事、做好事”，甚至在法庭上也“理直气壮”地为“连锁经营”辩解。事实到底如何呢?检察官在法庭上出示了从陶永仟处扣留的几本书籍的查询结果:《法制下的中国连锁经营——合法性专刊》无合法的书号、刊号或CIP号(检验1990年代至今出版的图书是否为正版的重要指标，具有唯一性、权威性，有反盗版作用)，封面上的条码盗用了其他正规图书的条码编号，实为非法书刊，其内容均为制作者伪造，而该书封底的国家领导人批示纯属编造。那本《连锁销售160问》封面显示该书为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但经查询，该书套用了对外贸易出版社出版的作文书《零起点》的CIP号，其内容为编造而成，而扉页上的国务院通知系伪造。其他的如《连锁经营指南》等书籍也是盗用合法出版物的编号，内容均为制作者伪造。

在检察官一一宣读了被奉为圭臬的几本书的真实情况后，陶永仟一下崩溃了，当庭痛哭流涕，并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忏悔。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被这些看似正规的“高级书”洗了脑。

办案检察官介绍，传销活动给公民个人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以本案为例，在陈维机的蛊惑下，其哥哥陈某也加入了传销组织，损失超过20万元;被害人杨某加入组织后共损失近28万元，不但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债务。其他被害人也不乏损失超过10万元者，往往与传销组织者关系越亲近，损失越多。

检察官发现，近年来，传销活动在我国农村有蔓延的苗头。传销组织成员通常以“杀熟”的方式，瓦解了以亲情、诚信维系的社会伦理体系。而在本案中，不法分子利用农民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对知识和书籍权威性的无条件盲从，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伪造正规出版物、甚至编造“国务院文件”“领导批示”等，将原本违法的传销伪装成“利国利民”的“合法”行为，使被害人在对亲情的信赖和对“权威”的盲从中越陷越深。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检察官还发现，欺骗了包括主犯陶永仟在内许多人的所谓“国务院关于在两广试点连锁经营的通知”仍在网络中泛滥。

检察官建议，在打击非法传销的行动中，文化管理部门应当同时发力，加强对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信息的规范与管理，截断传销组织者给人洗脑的“理论依据”。▲

（原标题：伪造国务院文件 非法出版物给传销披上“合法”外衣）

责任编辑：梦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