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反传销第一人：全国除了西藏都有传销_直销报道网-行业新闻门户网站

直报网北京8月23日电（都市快报报道）对话民间反传销第一人：我看到了太多倾家荡产我不能停下。“全国除了西藏都有传销”……

记者：你反传销5年，其中专职反传销3年，你觉得传销活动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李旭：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了。全国除了西藏都有传销。以前传销分为北派和南派，北派以打工者、大学生等年轻人为主，涉及金额较少；南派以事业有成的人为主，高智商、高学历、高投入，主做金融类传销。现在这两派会师了，混合了。

记者：你估计全国传销的人有上千万，这个估计太夸张了吧？

李旭：我不觉得夸张，原来传销主要在大中城市，现在很多小县城都有。

记者：传销是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的，当时还卖产品，有实物载体，有些转型成了合法的直销。现在的传销好像不卖产品了，变成了一种金钱游戏。

李旭：传销本来是一种产品销售方式，进入中国后越来越变味，变得不注重产品销售，注重拉人头。现在的传销升级了，虚拟化了，连卖产品这块遮羞布都不要了，是赤裸裸的诈骗。

记者：既然赤裸裸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看不清？

李旭：传销组织者把非法的活动包装得很好看，比如“资本运作”“财富二次分配”“促进就业”“抵制洋货保护国货”“东盟十国合作项目”“高额纳税”“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国家保密项目”“国家暗中保护”等等，让人感觉是从事高尚、伟大、有意义的活动，不是做传销。

记者：对新人洗脑的第一步就是让人觉得自己不是传销？

李旭：对。这么多年我国一直打击传销，很多人知道，所以首先要撇清与传销的关系，好把人拉进来。我解救传销者时，在他们的宿舍发现《刑法》，他们也研究法律，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传销。

另一方面，面对打击，传销也是“见招拆招”，改头换面。现在有传销的组织结构不像过去那样全是金字塔，有些改成了等腰梯形，声称大家都从零开始，平等致富，投入几万元，可以赚到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然后成功出局。以前传销是无限制地拉人，现在只要拉几个就可以了，让人觉得很简单，很容易成功，不妨赌一把。

“那种残酷会让人终身难忘”

记者：你做过传销小头目，当时有没有赚到钱？

李旭：做了一年多了，我并没有赚钱，还赔进去2万多元。我当时是B级小头目，在一个传销组织中，只有少数组织者，A级头目，也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可以赚钱。一将功成万骨枯。

记者：你刚刚接触传销时，觉得这些人疯了，怎么可能坐在那里就赚钱，后来怎么还是加入了？

李旭：传销培训是封闭你的信息、重复谎言的过程。它能抓住人性的贪婪、想走捷径的弱点，有诱人的一面，还加入了成功学，放大你的信心，让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再加上成功人士的现身说法，一般人很难不信。后来当派出所来查抄课堂的时候，我指挥大家把板凳抢回来，还大闹派出所。我妈妈在电话中骂我骗人、伤天害理，我还向母亲描绘美好的将来。

传销就像邪教，对人精神的控制非常可怕。传销组织的行话叫做头三天用亲情留人，后三天用行业留人，被传销对象只要和他们生活一个星期，就能够彻底被洗脑。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博士后、海归、教授、律师，还有退休官员，都会被骗进去呢？

记者：不管身份是什么，人性的弱点是一样的。

李旭：没有人会拒绝财富。人被洗脑之后会相当的狂热，这个时候即便被执法部门强力终止，传销者也不会觉悟。

记者：2005年，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受骗的？

李旭：底层的传销人员是不许看书看报的，行动没有自由，独立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但当上小头目后，我开始有空上上网，也可以接触更高一级的人员了。我发现他们没有自己说的那样“住宾馆，月收入过万元”，我找到骗我来的那个亲戚，核实了他的生活状况有假，我才发现自己受骗了。

记者：然后你怎么办？

李旭：我策划了一场“哗变”，我掌握了我们这个组织最高级头目的开会地点，然后去派出所报了案，把他们抓了。最让我为难的是如何面对那30多名手下，这些人都是被感情利用哄骗来的，大家朝夕生活在一起，其中有放弃学业的大学生，有为此离婚的人，有为此卖掉房子的人，还有为此放弃工作的人……最后，我扔下两屋子人跑到了南京，给他们一个个发短信、打电话，告诉他们受骗了，电话里我听见那边的人哭了，我也哭了。那种残酷会让人终身难忘，应该说反传销的行动是从那个秋天开始的。

扮演角色解救传销受害者

记者：你怎么解救传销受害者？

李旭：首先我要扮演角色，扮成求助者的亲戚、朋友，以此接触受害者，开始反洗脑。你要一开始就说传销怎么怎么，人家马上不听你的。反洗脑很难，要在几个小时内让对方思想来个180度转弯。

刀本无罪，看怎么使用。开始谈话时，我会先肯定传销的一些做法，如团队合作、励志、改掉坏的生活习惯等。受害者知道我是内行，对我产生兴趣后，我就可以给他分析、算账，讲他们投资的每一笔钱是如何被组织里的大小头目逐级吞没，讲头目根本不纳税，讲这是违法行为。等到受害者变得失落，急着想把钱捞回来，我再开导他。

记者：你干这个像是潜伏。你遇到过危险吗？毕竟你会被传销者认为断他们财路。

李旭：遇到过危险，挨过打。有一次我的眼镜被打碎，身上痛了好几个月。我们协会有个工作人员曾经被捅过3刀。当时，受害者已经被劝说成功，提出要回去取行李，结果在回去取行李时被传销组织策反。协会工作人员受伤后，靠志愿者、网友的捐赠才有了医药费。此后再做解救工作，遇到回去取行李的，我们一定陪着去，或者干脆就不要行李。

记者陆晨阳

李旭，自封的“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有人称他是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协会设在北京，有十多个专职人员，以前干过传销，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接受委托，解救传销受害者。

今年40岁的李旭是四川阆中人，1993年到辽宁鞍山打工，1995年经营豆腐作坊，1998年在鞍山买地盖了房，一家人安定下来。2004年，在一个亲戚的鼓动下，到江苏徐州做传销，成为一个线下有30多人的小头目，其中包括自己的两个姐姐。

天天做着发大财美梦的李旭，2005年9月在网上看到《直销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之后，他终于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既不崇高，也不伟大，而且违法。做传销的一年多，不仅害了自己，害了家庭，还害了很多陌生人。他想做些什么，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

2006年3月，李旭买了电脑，开出反传销的博客，试图现身说法让更多的人别再上当受骗。次年，李旭开始外出劝说、解救传销受害者。

2009年，李旭牵头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其实，他这个协会并没有登记注册，没有合法身份，不过因为做的是好事，没有人找他们麻烦。

造谣造到联合国

记者：最近广西打击传销，据说有上万人被驱散。但是这些人还可以联系，他们会不会卷土重来？

李旭：驱散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休整一下，风头一过，春风吹又生，或者转移到另外地方继续干。我这里有一条传销组织群发的手机短信，可以看出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短信冒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发给所有“资本运作业内人士”，也就是传销者，短信内容是这样：“由于外来人口（增加）过快，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中国政府的补贴行为，以及中国西部的资本运作已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特别关注和不满，联合国正在调查中国是否违反加入世贸组织时所签的条约，最近进行宏观调控，对广西的资本运作进行负面报道，望各体系积极配合，老业务员暂时停止工作，新人工作低调进行，做好自律，调整好心态，加以解释，悟通行业的目的、意义，以及行业管理的办法和手段，待调控结束，一切工作正常进行！”

你看看，他们什么话都敢说，造谣造到联合国，根本不怕。

记者：为什么打击传销这么多年，收效不明显呢？

李旭：首先是法律上的操作性不强。2009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我当时很高兴。但后来出台的司法解释说，“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这让我心冷，因为按照这个解释，取证很难，因为认识大头目的传销者很少，定罪也就很难。所以在现实中，以“组织领导传销罪”处理的不多，多数是劳教这样的行政处罚。不客气地说，这个司法解释的制定者不懂传销，认知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其次，打击传销目前是由工商主管、公安配合。但两个部门存在一些扯皮。打电话给110,让找工商局；打工商12315,说没有强制手段，又推给公安。现在传销方式很多，基本上没有产品，工商局查不到任何东西，工商来了，传销组织根本不害怕。但公安局也无奈，因为法律规定了由工商局主管，只有在工商先查，涉嫌非法拘禁、诈骗等情况下，公安机关才可以介入。我主张传销归公安局管，因为工商部门没有强制手段。

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打传销不是“真打”。因为传销者大多数是外地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客观上能带来消费，带来经济利益。

记者：你的意思是真要打击，还是可以打掉的？毕竟传销可以顺藤摸瓜，一查到底。

李旭：是的。我觉得真要打，是一定可以打掉的。我们就是一个桥梁，知道传销的弱点、软肋是什么，我们经常配合公安局、工商部门打击。

“不希望其他人继续错下去”

记者：听说你因为反传销离婚了？

李旭：确实有些讽刺，我传销都没离婚，反传销却离婚了。做这个工作长期不回家，又没经济来源，于是婚姻出了问题。

记者：你现在重新组建家庭了吗？

李旭：快了，正在谈恋爱。

记者：你有孩子吗？

李旭：有一个男孩，在四川老家上高二了，我妈妈照顾他。

记者：你们这个“反传销协会”解救了多少受害者？收钱吗？

李旭：我们接受受害者家属委托，前去解救。每年解救上千人。差旅费是委托者出的，感谢费由他们看着给。一般受害者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大好。我们协会的运作主要依靠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