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王建华四兄弟)知道我和她们(张凤兰和宋华芳)有联系，所以提防着我。”刘文君说，于光明在躲着她们，“生怕她们惹出事端，导致窝点被端”。

没有人知道于光明和王建华的具体住所，只是每当有超过两个新人加入“平台”时，他们才出现在“洗脑”的会场上。

记者卧底期间，王建华曾表示于光明是大连城建局的干部，但记者核实，大连城建局根本没这个人。

“经理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临时通知，没有规律，”宋华芳说，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后，于光明等人就换了住所，“现在住在哪里，根本不知道”。

“李欢事件”后，“每次进来一个新成员，王家那几个弟兄就会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人家带来的行李，还会检查新人的手机，”刘文君说，这是为了预防记者和公安的卧底。

10月23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卧底进入上述传销组织。在外出购买洗漱用品的近一个小时后发现，记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动位置，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动的痕迹。

升级换代的传销方式

2006年，在经历过传销陷阱后，李旭成了一名反传销人士。他自费建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并担任会长。

过去十多年里，李旭的协会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求助电话，咨询如何预防和应对传销，他也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李旭介绍，随着国家的不断打击，近几年来，南派传销将这套“纯资本运作”传销变种为“民间互助理财体系”(燕郊传销组织的一种模式)后，又在秦皇岛变为“分享经济”。李旭在对李欢父母进行反洗脑工作时了解到，“中绿”传销组织又把43500元的入门费用，降低到一单2900元和满单(15单)43500元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投资成本更低的新型变种传销。

在这个传销系统里，不限制人身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李旭表示，这些不同以往的传销手段，都能让传销者不断地拉来新人，而不被发现，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王建民和其他人将这个定义为“透明的分享经济项目”。

很多受害者被洗脑后，一步步地变成“加害者”。

李旭说，在传销里面的小头目，都是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没有洗脑之前，他算是一个受害者。当他被洗脑以后，他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了。

“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太高，处罚太轻，取证非常困难，传销组织屡打不绝”。李旭介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参与传销的人是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被洗脑了，执迷不悟，你打不散、赶不走。治标不治本。除非抓头目，摧网络，把头目抓了，自然底下就散了”。

(文中涉传销人士均为化名)

(原标题：传销头目：编写公式洗脑操控资金盘)

责任编辑：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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