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新花样倒逼执法司法机关提高反制能力

从2015年起，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张晓庆就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建议，呼吁加大对网络传销犯罪的打击力度。

张晓庆代表了解到，网络传销的组织者有时会将网站服务器设在境外，对下线进行网络远程管理，跨区域发展会员，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方式进行资金结算，给执法司法机关发现和打击传销犯罪带来极大困难。

张晓庆代表谈到的情况，在阜城县检察院查办的“FIFA足球精算”传销案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据该传销案的主要组织者、犯罪嫌疑人方某供述，2015年3月，他和另外几名主要的组织者合谋后，买了一套网站源代码，租赁美国服务器，经过修改网站源代码，建立“FIFA足球精算”组织的所谓官网。他们借用一个游戏账号，用于会员在网站上注册充值，后来又成立上海精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支付宝对接，用于会员提现。

“虚拟币”是“FIFA足球精算”组织设置的又一个“障眼法”。据了解，要想成为“FIFA足球精算”组织的会员，必须花钱买“虚拟币”。买“虚拟币”可以从老会员处兑换，也可以直接从“FIFA足球精算”组织所谓官网上购买。只有买了“虚拟币”才能注册为会员。会员托管球队后获得的收益，以及上线发展下线的奖励都会以“虚拟币”的形式返到会员个人账户内。会员要将“虚拟币”提现，要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设计”，直接导致了侦查机关的取证大部分都来源于网络，大量证据形式表现为电子数据。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郸市副检察长贾春梅告诉记者，网络传销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活动，在证据上也体现了互联网特色，电子信息数据成为查证网络传销犯罪的关键证据。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具有多重性、技术性和可修改性、可灭失性的特点。贾春梅代表表示，办案机关在侦查、取证工作中，如何做好电子证据的收集、固定工作成为新的课题。

曹楠楠他们在办理本案时同样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咨询上级院的专家、自己的同学，研究了山东烟台、广西南宁和上海的成功案例。“虽然是困难，但是我们不能把困难变成问题。”

谈到基层执法司法机关办案能力不足的问题，张晓庆代表认为，应加强上下级联通，上级机关可以通过加强办案培训、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对基层执法司法机关的办案指导。

由于很多传销活动都借助第三方网络平台、支付平台开展，张晓庆代表指出，第三方网络平台不但有加强数据信息的监管责任，发现有传销嫌疑的及时向执法机关报告线索的义务，也有配合执法司法机关调查，提供真实完整的电子证据的义务。

反传销立法和反传销宣传都需要与时俱进

2005年，我国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时至今日，传销早已突破了卖药、卖化妆品这样的实物模式。传销久禁不绝，反倒借助网络手段日渐猖獗，成为近年来两会代表关注的一个焦点。

如何提升打击传销犯罪效果，多位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降低追诉立案标准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副局长梁志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使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根据刑法规定，刑事打击也只能针对30名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下线传销头目人员，对其他人数众多却构不成刑事处理的传销中低层人员，只能进行行政处罚，起不到震慑效果。梁志毅和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蒋宇霞，都呼吁应降低立案追诉标准，提升对传销的刑事打击效果。

“10年过去了，传销手段都已升级，传销多样化，法律法规也应当完善。”张晓庆代表呼吁对包括《禁止传销条例》在内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以适应现实情况下打击犯罪的需要。

同样需要与时俱进的还有反传销宣传。记者在阜城县检察院采访时了解到，很多卷入该案的涉案人员都被“高额获利”的虚假承诺蒙蔽，以为自己通过发展下线迅速回本时，也为熟人朋友提供了一种赚钱的方式。防范传销蔓延，加大反传销宣传显得十分迫切。

贾春梅代表说，识别传销，需要看三个特征：一是入门费。是否需要认购商品或交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或发展他人加入的资格。二是拉人头。是否需要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并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给付报酬。三是计酬方式。是否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报酬。“如果符合以上三个特征，就有可能涉嫌传销。”

张晓庆代表认为，传销手段的花样翻新，尤其需要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通过加大个案宣传力度，帮助群众识破那些具有迷惑性的手法。让张晓庆代表印象深刻的，是腾讯新闻发布的一则“妈妈带女儿搞传销”的新闻。让那些卷入传销的普通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我们身边发生的活生生的例子，会有更强的警示效果。”张晓庆代表说。

(原标题：传销披上足球外衣?人大代表:骗术升级但本质一样)

责任编辑：佟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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