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报网北京5月13日电（欧阳文章撰文）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和“两会”代表讨论时也作出了加快经济方式转变的重要指示。我们要搞清楚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与中国直销行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充分认识到我国2011年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措施的强力推进，是为中国直销行业的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的又一个十分难得的重要机遇。因此，直销企业应该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注重自身发展方式和转变，从而在加快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再创佳绩、再创辉煌！

一、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命运的一次重要抉择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GDP角度看，我国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是本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又到了攸关未来的路口。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以及难以名状的事件后，中国人正准备拥抱久盼的梦想，那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当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追赶者60余年砥砺奋发的身影，“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中国必须做出抉择。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早就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已看到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中传统发展方式的“软肋”，所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2010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新的认识飞跃升华，他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这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和现实的难题，期待我们的破解之道。2009年，我们不仅有发展速度的V型反转，更有发展方式的切实突破。国际舆论敏感地指出，“这个以接近10%的速度飞翔了30年的国家，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来自经济领域的这场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

（一）这一抉择，始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源于不变不行的现实忧患。

金融危机引发的“传染病”使众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倒下，中国也面临“失去免疫力”的危险。假如没有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至1%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陷入泥沼，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不同，中国的金融业健康稳定，对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毫发未损，为什么我们也在这场冠名“金融”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虽然金融风暴没有正面冲击中国，但“发展方式病”的存在，还是使中国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党中央果敢科学的判断，坚定了人们以变革促转型、从危机看生机的决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风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开始酝酿初现形态的“质变”，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历程上的重要转折。

（二）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

自18世纪下半叶，蒸汽机吐着白气推开现代化大门以来，人类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新老大国次第亮相，演绎了各具特色的发展篇章，这当中有一条堪称规律的结论：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

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业革命，转向工业立国，才使英国这个孤悬一隅的小岛，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为跨越两个世纪世界发展的领头羊。正是重视科技发明、信奉“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国这个原本照搬欧洲技术的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抓住机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以不断创新的方式增强综合国力、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经济高速起飞，但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及时转型，其人均收入长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进了“拉美陷阱”。同一时期，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高速推进，却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企业发展仍以政府为主导，致使一个个“超大企业”缺乏创新活力，技术大多停留在模仿层面，陷入了“日韩困境”。因此，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在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上，不变则罔，不进则退，这条两百多年来锤炼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理念。

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就已悄然涌动：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等等。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力量对比，重构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此时此刻，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三） 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后四十年必须加快经济方式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的200年，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落伍者。现代化之于中国，有梦却无路。是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人的梦想有了清晰的“时间表”：用10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

60年过去了。从中国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离开“中国制造”就将失去舒适的生活，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越。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仅用了60年，就将13亿人带入工业社会，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传奇。

今天，进入现代化的“下半场”，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保持原有发展方式不转变，未来40年我们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这是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危险往往在危机结束之后”，国际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却有待时日，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甚至会相对收缩。那种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大进大出”的传统发展方式，不仅会加大风险，而且在未来难以持续。只有将经济发展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中国的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暴饮暴食”型的发展方式，不仅我们自己的国情不允许，全球的资源容量也难以承载。另一方面，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如果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碳排放”将成为无法飘散的忧虑，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不利于中国对环保这一人类共同责任的主动担当。

这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国际产业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如果不能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随着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这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当今时代，百姓热切盼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盼望公平化、绿色化、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环顾全球，曾经成功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不少，但真正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持续不断进行下去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在迈入现代化进程后，最初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但后来却出现停滞，甚至发生逆转，关键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对发展方式作出调整。中科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将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

飞速发展30多年之后，中国走到了这样的关口。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四）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是20世纪以来中国决定现代化命运的第三次重要抉择。

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制度转型，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我们这个曾占据人类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赶上了现代化的最新浪潮。经济体制转轨，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二次重大抉择。

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出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又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并以国家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三次变革，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源于不同历史环境，反映了我们党引领中国发展进步能力的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仅仅涉及经济增长，它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实质上“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我们党总体战略布局中提出，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8个“加快”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五）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转变发展方式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就能保持现代化的连续性，否则，发展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道路会越来越艰难。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党中央就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进入新世纪，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更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多年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有一定成效，但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呈粗放状态。“GDP崇拜”在一些地方仍驱之不散，重速度轻效益、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财富增长轻民生投入的现象还在一些领域存在。特别是当前，转变的步伐更明显落后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转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在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尽管这些地区发展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在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代价的背景下，企业总是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并赚取高额利润，自然不会去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以发展速度和规模论成败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得再高，也有可能还是紧盯速度，“好”让位于“快”。

没有体制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每一个具体的转变，都要面对深刻的利益调整，也可能会带来新的矛盾问题，甚至暂时看不到明显的成效。加快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关键在于扎扎实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历化蛹成蝶的阵痛之后，我们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二、直销行业要充分认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直销行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然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命运的重要抉择，直销行业就应该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加快经济方式的重要指示，充分认识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是中国直销行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的基本道理。

（一）直销行业要深刻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方针政策和基本路径。

直销行业要充分认识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是中国直销行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的基本道理，首先要深刻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方针政策和基本路径。

1、重大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重大战略

中国经济保持一定增速并不难，真正的难题是调结构。去年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头戏。 

去年中国经济出现“V”型翻转，全年“保八”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经济结构调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而就在一年前，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各国猝不及防之际，抵御危机、制止衰退成为头等大事。中国在推出4万亿一揽子振兴规划的同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总目标。在抗危机中坚持改革，在提振经济中调整结构，无异于在一艘巨轮在抵御风暴中调整发动机，中国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对此，当时许多业内外人士表示怀疑。时隔一年多，在我们盘点2009年成绩时，可以看到不仅经济总体走势已经企稳回升，而且结构调整也在稳步推进，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早在去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东莞考察时就敏锐地指出，如果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几个月后，警告变成现实。曾经因“东莞一堵车，世界就缺货”而引以为豪的东莞，成为“金融风暴”登陆中国的“第一站”。痛下决心，调整结构，东莞市毫不含糊，提出了“忍住暂时的阵痛，忍住暂时速度的放缓，忍住暂时收入的减少，忍住社会的非议”。这四个“忍”字表达了结构调整的坚定决心。当前，东莞经济企稳回升，产业优化好转。去年前10个月，东莞市实现生产总值3066.21亿元，同比增长3.8％，出口总额445.2亿美元，下降20.4％，降幅比年初收窄3.8个百分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落后生产力是“危”，对先进生产力是“机”；对传统发展模式是“危”，对科学发展模式是“机”。当危机的冲击波伴随着油价的巨幅波动袭来时，辽宁盘锦这个资源型城市为他们几年前开始的产业转型而庆幸，也由此看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前景和抗风险性。石油是盘锦市最大的资源优势。但是“因油而生”的城市所固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十分单一的劣势，成为无法回避的近忧远虑。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路在何方？盘锦市提出“不靠油又不弃油”的转型方向，一方面大力发展石化产业，努力延长石油产业链，另一方面积极尝试向石油产业链的上游拓展，打造全国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目前，盘锦石油装备制造基地聚集了150多家石油装备制造和服务企业，全国首台超低温钻机顶部驱动装置、全国单车最大车载式连续油管作业机、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钻机成套中心。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越来越多带有“盘锦创造”标签的装备产品出现在国际市场上。

进入企稳回升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经济大幅下滑趋势得到抑制并转入企稳回升通道后，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现凸显，结构调整任务由此更加繁重。瞄准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当务之急。就目前来看，要做好四个方面的结构调整。 

一是在调整消费结构中，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动最终消费。 消费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未来预期，因此，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通过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为了扩大农村消费，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进一步实施，如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二是在调整城乡结构中，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动力，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城里人。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有利于释放资源、土地方面的压力，也更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三是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把握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一方面抑制过剩产能，一方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全球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期：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国正抓紧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落实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召开前夕，首次提出“碳减排目标”，即将在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中国能否实现“减排承诺”，调整产业结构是治本之道。由于重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使得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和减排压力。钢铁、水泥等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制约。当前，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明年我国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四是在调整区域结构过程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产业有序转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只有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不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前进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宽广。

2、方针政策：抓改革、调结构、促转型

当前，应抓住经济回升而且比较稳定的时机，更多地关注抓改革、调结构、促转型，使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技术基础和结构基础更合理、更坚实。

去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在保增长、扩内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对于中央提出的调结构要求，不少地区落实得不够理想，具体表现为一些能耗高、排放大的项目重新上马，一些新兴行业盲目扩张。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也暴露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特别是为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信贷扩张对小型、微型企业支持不够。一些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隐忧。在危机冲击下，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导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前些年投资和出口增速快但效率低，在国内外需求收缩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而重大的调整，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孕育着突破。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力图在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等先导产业和先进技术的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形成后危机时期的竞争新优势。西方国家要求我国减少碳排放、减少出口、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这些势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感，密切关注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动向，谋划跨越危机的新举措，在调结构、促转型上下更大的功夫，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应善于抢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加快自主创新，积极发展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努力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方面走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切实推进结构升级；善于利用国际企业重组并购成本降低的时机，有效吸引多种外部资源和要素，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促进国内区域合作与合理布局，形成地区优势互补；促进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整合，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用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应成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也应成为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我国能源禀赋结构以煤炭为主，资源枯竭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众多，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接续产业的任务紧迫而繁重。同时，我国制造业实力较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体系比较齐全，熟练技工充裕，又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的发展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加快运用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可以把我国在市场需求、成本、规模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组合起来，形成新优势，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极大地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调结构、促转型要取得预期成效，必须抓紧推进改革和体制创新。应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在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资源价格体制、统计考核评价体系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等方面，科学民主地设计改革方案，凝聚改革共识和动力，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可以考虑的改革举措主要有：发展多层次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机构反应机制；激活社会自主投资，改善创业环境，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特别是尽快完善对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进资源环境税和流转税改革；完善稳定楼市政策，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抑制资产泡沫，等等。去年价格总水平很低，为今年推进资源价格体系改革调整提供了较大空间，应抓住这个有利的改革时机。刺激技术进步、推动结构调整靠什么？很重要的是校正扭曲的要素价格，让真实的市场信号起基础性引导作用。

3、基本路径：做到“三个警惕”

2009年，在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我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内在动力仍不足，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调整经济结构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在不断累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资源能源消耗过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等。事实证明,这种过分依赖外需而忽视内需,重投资轻消费,重二产而忽视一、三产，重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结构性不合理现象，必然是难以为继，必须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另外，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幅度进一步加大，科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升级调整日渐加快，这些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此时，如果我们再不抢抓机遇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那么经济发展代价只会越来越高，发展空间只会越来越小，发展道路只会越走越艰难。

目前，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内经济发展新的水平看，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的更紧迫的要求，改革已势在必行。比如，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日渐加剧，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迫切要求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得靠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

理论上看，速度和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带来严重问题，而经济结构不合理则会带来更大危害。长期以来，我国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诸多结构失衡的代价,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失衡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构失衡问题的弊端充分显现，给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些冲击和困难，科学解决之道在于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可以通过科学发展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反之，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将无法为结构调整带来必要的空间，不仅不能使结构性问题得到改善，反而会使之更加恶化。

从短期来看，“保增长”与“调结构”难以回避一些固有的矛盾。例如，当前就业问题仍是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要拉动就业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为调整结构而减少投资，则就业无法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难以获得，消费内需无法提振；如果为维持就业而扩大投资，则产能需要通过出口加以吸收，否则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则难以为继。因此在总量保增长的同时，我们应更多思考速度和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总量增长加剧结构失衡。 

近年来，我国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出台了抑制产能过剩、推动机制创新、制定产业规划、推进区域协调等一系列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改革措施和规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并已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总体来看，结构调整步伐还跟不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付出了结构恶化的代价，因此必须要警惕总量刺激计划加剧结构失衡的问题。 

一是警惕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来自政府扶持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去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4%。相比之下，消费增速依然乏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5%。在投资的强力拉动下，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突出，甚至一些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如太阳能、风能等也不同程度存在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等问题。 

二是警惕经济增长与所有制结构失衡。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中，一些政策向国有企业倾斜，而对经济健康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未能充分享受到政策的普惠，在某些经济领域还有可能受到国企市场扩张的排挤。民企困境得不到有效缓解，客观上会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出效应”，使投资主体趋于单一。 

三是警惕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失衡。作为劳动力优势突出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超过1/3。目前，4万亿投资直接拉动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能够部分扩散到钢铁、水泥、电气设备等上游工业企业。而原先出口需求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无法直接受益，多数行业在这个需求结构切换过程中不能显著改善其行业景气度，因而出现总需求企稳，但就业形势依然紧张的局面。 

（二）经济方式的转变关键是扩大内需，我国内需潜力巨大，消费政策仍需完善，这对直销行业是一个利好的政策信息。

无论是着眼于短期应对外部危机冲击，还是着眼于长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都必须依靠内需主导型战略发展自己。2009年我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之所以能够迅速见效，投资和消费这两大内需潜力的释放是根本依托。预计今年的投资需求仍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势头。去年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带动投资需求的巨大增长会保持其惯性。今年刺激投资需求的计划仍会带动2万亿元投资规模，加上社会投资逐渐活跃，再考虑到结构性减税和加强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等改革措施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投资，今年投资需求将会呈现比较正常的快速增长。

扩大消费需求是我们多年的努力方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7.6％，是全世界最快的。当然，消费增长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速慢于GDP增速，最终消费增长慢于投资增长，因而导致投资率高企而消费率下降。短期原因在于，应对危机的措施使得投资增长更快。长期原因在于，收入分配还不够合理，工薪收入增长慢于利润增长，居民储蓄增长慢于政府和企业储蓄增长，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阶段，对投资和消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还要看到，消费决策属于个人和家庭行为，根本上取决于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所决定的预算约束，刺激消费不像刺激投资那样见效快。为继续扩大消费需求，应在坚持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同时，设计针对性和导向性更强的政策组合。

一是结合小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支持农村危旧房改造和农民自建住房。国家宜采取补贴政策，支持建材和装修材料下乡、下小城镇。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主要是买房子、买轿车，而农村居民则主要是盖房子和装修，改善居住条件。农民这方面的需求潜力巨大，亟待调动和满足。这是一项力度大、影响深远的鼓励消费政策，不仅能刺激消费，而且能拉动生产、就业和投资；不仅涉及农村，而且会扩散到小城镇，影响城乡统筹和城镇化进程，因此应当注意做好相关规划。

二是可以考虑把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低收入群体困难补贴。此类补贴可采取消费券的形式发放。目前虽然已规定一部分减持的国有股纳入社会保障基金，但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居民短期消费。应拓宽思路，使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一部分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服务开支等形式，直接用于支持居民短期消费。

三是研究调整奢侈品税收政策，兼顾好刺激消费与引导绿色消费的目标。消费奢侈品是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和需求多元化的客观趋势。应把大量对奢侈品的购买力留在境内，为拉动消费作贡献。降低奢侈品税率或许有助于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需要通过环境税的配合，抑制奢侈品消费带来的资源环境损失。我们既要鼓励消费，也要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绿色、可持续的消费习惯。

新兴经济体目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在此背景下，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作用凸显，并成为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新起点。我国内需潜力巨大，消费政策仍需完善，这对直销行业是一个利好的政策信息。这是因为：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为直销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国正在走向消费大国，今后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第一，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第二，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会更为复杂，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我国正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这将伴随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由于多种因素，近来我国消费率提高并不明显。从2009年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显不足。

随着国内需求结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关键就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消费主导型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无疑为我国直销行业的发展又一次提供了契机。随着国家进一步鼓励消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直销产品在城乡的消费就会大幅增加，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2、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使我国直销行业发展的空间加大。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的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未来十年，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将达到15万-20万亿元。以此测算，未来三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元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元左右的投资，三项支出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可在未来五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三年左右，消费率可提高5-10个百分点；未来十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使我国直销行业发展空间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目的是调节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这几年，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一般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的生产性消费要比生活性消费多得多。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转变，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指向是鼓励城乡居民扩大生活性消费，这就为我国直销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今年，政府对城乡居民的生活性消费方面会推出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与直销行业发展挂钩不紧但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因为直销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促进城乡居民的生活性消费。所以，今年的五年，我国直销行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大。

3、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国直销行业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将会越来越高。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我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的某些复杂因素，更要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责任和作用。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第四，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国直销行业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将会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直销行业实际上是一个低碳经济经济的行业，直销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者的过程中，它所消耗的能源是很低的。因此，直销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低碳环保，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会不断肯定直销这个行业，国家也会不断支持这个行业。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是改变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直销可以在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过程中得到较快发展。

去年“两会”后，一直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上交国务院后被退回，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修改，不久将再次上报国务院。据介绍，该《细则》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四是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其中，个税调整的一个最大突破就是确定了一个方向：个人所得税将按照家庭为主体征收。

这一轮改革的整体思路，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目前的政策如果说在“提低”方面有切实成效的话，“扩中”和“调高”则乏善可陈。政策很难在“扩中”方面直接发挥作用，是因为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和整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扩中”的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一二十年的时间，政府很难从行政上直接介入。在“调高”这个政府本应大有作为的领域，迄今也未有大的突破，公众最为关注的物业税和遗产税，具体推行仍无时间表。实际上，在“调高”方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解决公务员收入过高，二是解决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但是，利益调整阻力大，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政策设计和重构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很多利益的根本性调整，绝非短期之内可以完成。比如，要对高收入群体的二次调节，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打破垄断，但这需要时间和智慧。

房价高涨不会为居民带来财富，进一步导致社会分配不公。放任自流的畸高房价已经与中央倡导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已经在扩大社会本来就分配不公的程度，已经在抑制百姓的消费，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拦路虎。住房价格暴涨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分配不公。畸形房价其实是在扭曲再分配的公平和公正。一个畸高房价把大多数普通百姓的血汗钱都再分配给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投资投机者等强势群体,大大放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

中央一再要求加快经济方式转变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目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作为直销这一行业，由于其低门槛的就业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从业人员初次分配的收入。就是说，直销产品通过直销人员的推销，其30%左右的利润是作为直销人员的经济报酬的。在初次分配中直销人员得到30%的经济收入，基本上体现了公正与公平的原则。这种公正与公平的分配，会吸引大量的无业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从事直销，从而使我国的直销行业在国家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过程中，得到较快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直销的奖金制度一般都建立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薪酬制度。比如安利的奖金制度，美国哈佛大学作为经典的分配制度来推崇的。所以，直销的奖金制度体现了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目的，加快发展直销行业符合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我相信，只要国家公正、公平的社会分配政策真正落实处，我国直销行业就会得到大发展。

三、抓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中国直销行业实行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关键

我国加快经济方式转变对中国直销行业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要真正抓住这一机遇也绝非是件易事。我认为，抓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重要机遇，关键是要中国直销行业要实行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中国直销行业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弊端

直销模式在中国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20多年来，我国的直销发展方式基本上沿袭国际上直销的发展方式，所不同的是，我国的直销企业由于受《直销管理条例》、《禁止传销条例》的约束，纷纷开办了店铺，但还是以人员销售为主的发展方式。目前我国直销行业发展方式虽然从总体上看是符合直销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但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需要加以克服。主要表现在“五重五轻”：

1、“重外资企业轻内资企业”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直销管理条例》、《禁止传销条例》的制定，到国家对直销行业的监管，一个“重外资直销企业轻内资直销企业”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直销行业发展，外资直销企业确实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安利（中国）在中国的发展，其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为国家安排就业、缴纳接收、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对直销行业来说，安利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中国直销行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直销人才。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内资直销企业的高管，是从安利中走出来的。所以说，没有外资直销企业在中国的贡献，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直销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作为国家政府部门，不能因此就重外资直销企业而轻内资直销企业。大家知道，国家商务部目前批准的直销企业有24家，大部分是外资直销企业，内资直销企业占比就很小。这就是“重外资直销企业轻内资直销企业”的最好的明证。另外，在打击传销的过程中，外资直销企业受到冲击的很少，而受到冲击最多的就是内资直销企业。内资直销企业发展模式是从外资直销企业那儿学来的，为什么在打击传销中受到冲击的大部分是内资直销企业，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府部门“重外资直销企业轻内资直销企业”的思想在作崇。

2、直销企业之间的“重竞争轻合作”的状况依然存在。

目前我国的直销企业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重竞争轻合作”的现象十分严重。实际上，直销行业企业之间是可以合作的，比如广东省的直销企业联合发表抵制传销的声明，就说明了直销企业之间合作的重要。但是，我们更多　地看到是的不正当的竞争。比如，直销企业之间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挖”人才，甚至出现相互诋毁的情况。这是一种恶性竞争，必须引起全行业的注意。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直销运作封闭性的特点使直销企业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起了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必须引起大家关注。

3、直销企业“重制度轻文化”的现象比较严重。

直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不良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重制度轻文化”。我们发现，如果有一家直销企业的制度通过重新修订，产生了积极的效应，紧接着其他企业把制度改得更有吸引力，形成了一种炒作的氛围。而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却显得不够努力。诚然，直销企业的奖金制度是运作市场的重要手段，如果奖金制度没有吸引力，整个市场也就没有活力。但是，奖金制度不是直销企业运作市场的唯一手段，如果企业文化建设跟不上去，再好的奖金制度也不可能产生良好的积极效果。我常说，直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个愚蠢的军队”一样，如果直销企业不注重文化建设，这个企业也就是愚蠢的企业。所以，直销企业“重制度轻文化”的现象一定要克服。

4、“重‘快’轻‘好’”的发展思路在直销企业中很普遍。

什么叫“重‘快’轻‘好’”？ “重‘快’轻‘好’”就是指注重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这个问题在直销企业中很普遍。中央要求全国的经济发展要做到又好又快，为什么把“好”字放在前面？这是因为没有质量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就越糟糕。直销行业也是如此。一些直销企业片面追求发展速度，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违规的情况。因此，直销企业“重‘快’轻‘好’”的发展思路一定要调整，必须要做到“好”字当头，“快”中“好”中，又好又快地发展直销行业。

5、国家监管部门“重监管轻服务”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

直销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国家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须的。但是，监管力度加大，不等于直销是一个问题行业。大家知道，我国的个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国家是严加控制的。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放开个体经济，现在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直销行业也是一样。因为我国的传销活动还十分猖獗，国家为了防止直销企业涉嫌传销加大监管力度，对整个直销行业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直销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十分需要国家监管部门的服务。然而，尽管直销行业对政府的服务十分迫切，但政府监管部门“重监管轻服务”的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尤其严重的是，少数地方的政府监管部门产生了权力寻租的腐败。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直销企业就成了二等企业公民，发展就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对直销行业一定要加大服务的力度，把监管的落脚点放在服务上。

（二）直销行业要充分认识转变自身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直销行业发展中以上“五重五轻”的弊端，深刻地告诉我们，直销行业转变自身发展方式的紧迫性越来越大。我建议，直销行业要在以下方面充分认识转变自身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1、从全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看直销行业转变自身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直销行业转变自身发展方式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议题。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适用于我国的直销经济。如果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变，而我们直销行业行业发展方式不转变，势必会导致直销行业这个“小球”不能围绕全国经济这个“大球”转，甚至会被全国经济这个“大球”甩出轨道。因此，从全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就会看到直销行业转变自身发展方式是何等的紧迫。

可能有的同志认为，直销行业有其发展的独特性，自身发展方式有其固定的模式，不需要跟着转变。这种模糊的认识千万要不得。要知道，直销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全局性的任务，直销行业不可以也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全局。全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推动直销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这个紧迫性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不然，直销行业在全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就会处于被动局面。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紧迫感，在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实现直销行业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

2、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的调适上看直销行业转变自身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什么叫生产关系？什么叫生产力？这在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上能找到现成的答案。生产力是指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和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从而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力量，也就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并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一定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一定的交换关系、一定的产品分配和消费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是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和服务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的直销行业，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比如多层次直销的禁止开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直销行业不转变自身发展方式可能会导致发展的举步维艰。我们一定要有这方面的紧迫感，在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直销行业主动转变自身的发展方式。这样，才能加快直销行业的发展。

3、从行业发展本身存在的弊端看直销行业转变自身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上面我们谈了直销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五重五轻”的弊端，这“五重五轻”的弊端，是阻碍直销行业发展的绊脚石，必须要根除这些弊端，以确保我国直销行业的健康发展。如果我们不实现直销行业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弊端就根除不掉，直销行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果。所以，从行业发展本身存在的弊端看，直销行业转变自身发展方式也显得十分紧迫。

我们应该明白，直销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五重五轻”的弊端，是一种不良的发展方式，是我国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直销领域里的反映。所以，当国家对旧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时，直销行业在发展中形成的不良发展方式也就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了。如果直销行业不主动对自身发展方式实行转变，那么我国直销市场就会越来越混乱，甚至会出现组织、领导传销的人利用直销企业这个平台进行传销的情况。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性。

（三）直销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自身要实行“五大转变”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为了使中国直销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加快发展，从2011年起到2015年这五年间，直销行业自身要做到“五大转变”：

1、从注重研究微观向注重研究宏观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的直销企业只注重研究微观，对自己如何发展研究得十分深透，而对国家宏观层面研究不够，形成了“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不良习惯。如果长期下去，只能是微观越来越“微”，对中国直销行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是很不利的，必须要彻底改变这一状况。

对直销企业的领导层，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来说，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国家的宏观层面，比如，中央级的媒体必须要天天看。我到一些直销企业，发现董事长、总经理办公室里没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这说明他们对这两份中央党报是不注意看的。中央级纸质媒体有“三报一刊”，这就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如果要想把自己的直销企业做大做强做久，这“三报一刊”是不能不看的，因为她们是党中央的喉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音是通过这“三报一刊”传达的。另外，中央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也要常看，她同样的是党中央的喉舌，同样传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音。中央级新闻媒体，是我们直销企业研究宏观的重要渠道。希望所有直销企业的负责人把看“三报一刊”和“新闻联播”作为自己的必修课，从而在研究“宏观”中搞活自己的“微观”。

2、从注重行业本身向注重全国经济转变

注重行业本身，对直销企业来说是必须的，但如果只注重行业本身而不注重全国经济，直销发展的路子将会越走越窄。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注重行业本身向注重全国经济转变。

我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直销行业不是游离于全国经济之外的，直销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一些直销企业在这方面的认识很模糊，认为直销经济是“没娘的孩子”，国家只会加大监管力度不会大力支持，因此，没有多大精力去关注全国经济。现实告诉我们，全国经济这一盘棋上，直销虽然是一粒棋子，也很可能是一个“小卒子”，但其作用是不可小觑的。2008年，中央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有的政策措施对直销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这两年来我国直销发展很快，为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了贡献。中央提出转变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政策，直销这个“小卒子”在全国经济一盘棋上就可以“过河”，大展身手。实践证明，如果只注重行业经济本身，直销发展就会很困难，如果注重全国经济，直销发展就会道路越走越宽阔。

3、从注重国内市场向注重全球市场转变

我国的直销企业在五、六年前就已开始发展国际市场了，但是总体上看，直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力度远远不够。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直销企业要把开发国际市场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来实施。大家知道，现在美元一直在贬值，大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很高，光美国就有2500万人没有工作，其他西方国家没有工作的人也很多。这是我们开拓国际直销市场的大好时机。这次实施直销国际化战略与过去开拓国际直销市场有着根本的不同。过去是被动开发国际市场，因为中国只允许单层次直销，加之有的企业没有直销牌照，是被“逼”到国外发展直销的。这一次则完全不同，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西方国家失业率加大的情况下主动到国外开发直销市场的，不仅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所有直销企业应及早从注重国内市场向注重全球市场转变。

4、从注重发展速度向注重发展质量转变

中国直销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直销企业十分注重发展速度，但对发展的质量重视不够。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直销行业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始从注重发展速度向注重发展质量转变。一是直销企业的文化建设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获得直销许可证的直销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下了很大气力，很多直销企业的企业文化已在行业中广为传播。今后，我国直销企业的文化建设要在与系统(团队)文化和民众的消费文化的结合上有新的突破。二是直销企业高管队伍基本稳定。因为2010年以前，直销企业高管队伍一直不够稳定，特别是职业经理人队伍“跳糟”的比较多。2011年，我国直销企业高管队伍要基本上做到“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就位，不要再出现象以往高管队伍不够稳定的现象。三是直销市场竞争要明显有序。过去的几年，我国直销市场处在“春秋战国”时期，恶性竞争的情况比较严重。从2011年开始，这种恶性竞争的现象，在直销市场上要明显减少，全面控制直销团队整建制“平移”的奇怪现象。只有提高了直销发展的质量，中国直销行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5、从注重物本为主向注重人本为主转变

物本为主与人本为主的最大区别在于直销企业看重的是业绩还是人才。一些直销企业，特别是内资直销企业，一进入直销行业就想一下子突破销售额亿元大关，甚至要求得更多。因此，前一时期，一些直销企业在奖金制度上大做文章，甚至不择手段地“挖墙脚”，相互诋毁。这样的结果，业绩上不了不说，反而导致人才的流失。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直销行业一定要从注重物本为主向注重人本为主转变。要大力加强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把我们的直销人才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专业人才。什么叫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专业人才？我的理解是不仅仅在直销方面是一个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从事直销的思想境界一定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为什么有些人今天在这家企业说什么“这是我的最后一站”，离开后到另一家企业也说“这是我的最后一站”呢？说到底，这是个人的境界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这样的人越是专业，对企业的破坏力就越大。因此，直销企业一定要大力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直销人才，这是注重人本为主的关键。

从注重物本为主向注重人本为主转变，必须要十分关怀直销人员。直销人员奋战在直销的第一线，十分辛苦，作出的贡献很大。直销企业一定要对直销人员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让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现在直销人员的激情普遍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各直销企业的业绩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直销企业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不够。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有创新的措施，让他们真正感到直销企业就是他的家，直销就是自己的终身事业。我坚信，如果直销行业真正从注重物本为主转向注重人本为，2011年直销行业的业绩在去年的基础上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突破800亿的战略目标将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