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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反传销组织的种种乱象，正如传销组织存在的危害一样，同样成为了社会管理的隐患。 将民间反传销定位为行业并不准确，因为这些组织的存在并没有得到法律认可，其身份并不合法，就是说，从法律地位上而言，其并不应该存在。可事实上，民间反传销组织已经在争议中法外运行了近十年，如今更演变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商机”，在监管的真空中杂乱地求发展、求生存。 从现有民间反传销组织的业务范围来看，其主要包括两大业务：一是解救；二是反洗脑。 其第一大业务，是基于现有“市场”的畸形需要发展而来。这是对人身自由被限制者采取的一种解救措施，应属于公权力介入的范畴，由民间组织行使，既不合法也不合适，更不利于打击传销违法犯罪，还有可能在解救过程中滋生新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以暴制暴。 但是由于公权力介入滞后、被动甚至消极，使得不少群众在遭遇亲人误入传销组织后，“病急乱投医”，无奈之下委托民间“反传销”组织出面。试想，亲人误入传销组织，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如果寻求公权力介入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又何苦再另外花费不必要的开支寻求法外的途径来解决？这种行政不作为、慢作为所滋生的“市场需求”，必须通过严格行政职能、规范执法行为来予以遏制。理应由公权力予以解决的解救行为，不可能也不应该由民间组织来代为完成，民间“反传销”组织的这种业务经营得越红火，表明与此相对性的公权力沦陷得就越深。 控制人身自由，是传销的低级形态，其高级形态是通过洗脑对传销者的精神进行控制。在公权力打击传销时，对参与者一般采取“遣返”措施。但“遣返”对那些想逃出传销组织的人而言，是一种解救；可对那些已经被洗脑者，即使被遣散，大多还会继续传销。要使被洗脑者从精神上走出“经济邪教”，公权力暂时还没有相关的办法或服务，因而成就了民间“反传销”组织的第二大业务——反洗脑。 对这些被洗脑者，应当引入法治轨道内予以解决。一方面，借助市场的力量。反洗脑属于精神层面的介入，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则可以允许相关的市场主体予以介入，但不管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都应当具备相应的市场准入资质，纳入行业监管的视野。另一方面，借助行政处罚的力量。对那些积极参与、多次参与传销组织的，应当纳入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通过行政拘留等措施震慑人、教育人、警醒人。 “反传销”该不该存在，该由法律下结论了；“反传销”乱象，也必须依法予以终结。公权力难以承受“反传销”之重，有着现有法律滞后等多重困难，但这种困难必须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和体制机制予以解决，而不能使这种困难转移到本已遭受传销折磨的群众头上。对那些能够交给“反传销”组织解决的，可以赋予其合法的地位，使其出师有名；不能交给“反传销”组织解决、只能由公权力处理的，应当明令禁止“反传销”组织的介入，杜绝各种乱象的存在与恶化。▲ （原标题：许辉：反传销也应纳入法治轨道） 责任编辑：小申 |
【直报网8月11日讯】（西部商报 许辉）从2006年起，各类反传销协会、网站、联盟等民间反传销机构开始出现。由于自发性且至今没有相关政府部门能对其进行专门监管，民间反传销界已是乱象丛生。收费随意、人员鱼龙混杂、解救中用手机定位、暴力逼问等涉嫌违法手段，让一些求助者失去信心。(8月10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