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数字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之间的渊源。从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马来西亚总人口30638600人。其中马来人56%，华人23%，印度人7.3%，其他种族0.7%。而在1957年，华人人口比例约为马来西亚总人口的40%，虽然华人在马来西亚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但是马来西亚依然是世界上除中国和新加坡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究其历史渊源，唐朝时期就已有少量唐人南下马来半岛一带进行商业活动, 但当时唐人主要是暂居经商，并无大量定居。到了明代，有大量叛军和回民开始迁居南海一带(即马来群岛)，再加上郑和七下西洋期间,每次出使西洋的船队庞大,人数均近3万人,要历时一年半以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些中国商人利用马六甲的优良地理位置在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并移居马六甲。华人大规模的南迁，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当时大清战败，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大清承认国民前往海外谋生的权利，由于当时大英帝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开发马来亚半岛，大量的大清工人从大清输入到马来亚半岛成为矿工、种植工人等。在蒸汽船使用后，大清子民南来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此时到来的大清移民人数已经大幅度超越早期的峇峇娘惹(大明国后裔，是中国人和马来人结婚后所生的后代)。上述移民活动就是指长期以来大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过程，他们成了东南亚的华侨或华人，也成为了促进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主角，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今天的CNI长青集团，左手“刀叉文化”，右手“筷子文化”，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汲取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创新中弘扬和发展中国文化。CNI长青的领导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命的延续，坚持“以人为本，提倡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力求协助伙伴打造和谐的小康之家，建立伙伴爱心与信心推己及人的双心工程，共同营造与伙伴共赢的事业承诺。CNI企业文化里的经营理念是以东西方结合的思维模式，对内，CNI长青采取严谨系统的管理规范;对外，是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家庭价值观及归宿文化。CNI长青一直以来秉持着科学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可协调发展、可全面发展及有意义发展。

从“郑和下西洋”看东南亚华侨的崛起与发展

尽管明朝以前，东南亚华侨已经有了一定的基业，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属于零星分散、带有偶然性、冒险性，缺乏国家政府支持的情况。而到了明朝，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完全改变了东南亚华侨过去不安定的形势。郑和不但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位空前的航海探险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和军事家，所以对东南亚地区来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于东南亚的华侨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郑和七次下西洋，大批福建人士跟随郑和出使远航。有些人到了东南亚各地，就没有回来，成为当地新一代的华侨。《明史·婆罗传》载：“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今之文莱)，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竞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何乔远《名山藏》也记载：“娑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国有东西二王，永乐四年，各遣使朝贡。其国负山面海，而谨佛教。今王为闽人，随郑和至留其国者。其府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兽形，云是永乐中所赐。夷人嫁娶请印印背上。”正因为郑和下西洋之后，使大批的“闽人”来到婆罗洲定居，使婆罗洲逐渐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华侨群体，所以才有条件让福建人做了“婆罗国”的“国王”。后来婆罗洲也就成为华侨在东南亚建基立业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是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福建沿海各地人民大量迁往东南亚各地谋生，使东南亚的华侨群体数量大增。据《闽都记》载：“明永乐时福州商人赴麻喇国(马六甲)者，有阮、芮、朴、樊、郝等姓氏，往麻喇国多年，娶番妇生子，率之返国。”莆田县城关《林氏族谱》也记载该姓族人，于明永乐年间有到暹罗经商的史实。原福建汀州人谢文彬，昔年因贩盐下海，为大风飘人暹罗，改名美亚，遂仕其国，官至岳坤(岳坤，相当于中国的“学士”)据史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一文中记载，16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暹罗到处定居，到17世纪后半期的暹罗，至少有华侨10000人。当时在暹罗华侨聚居之处称之为“奶街”(相当于以后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这些史实，都说明郑和下西洋之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侨群体在迅速地发展。明代何乔远《名山藏》一书，也记载菲律宾(古称“吕宋”)一地就有闽南商贾数万人之众。另一本书载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的华侨人数，在1571年是150人，至1588年增至10000人，至1590年，增至24000人，而至1603年已达到30000人之众。

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确在中国华侨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朱杰勤在《东南亚华侨史》一书中还提到：“据1613年伊里亚狄手绘的满刺加(马六甲)城市图，在满剌加河西北有‘中国村’(今吉宁仔街水仙门一带)，漳州门及中国溪三地名，即华侨居留地。”在今马六甲的三宝山，至今还保留着祖籍福建漳州的甲必丹郑芳扬等倡建的闽人用于祭祖的青云亭和“青云亭碑记”。

明代的东南亚，实际上已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控制权，一般都掌握在华侨手中，在东方和西方贸易的海路商运道上，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的远洋航船。在明朝船队支持下而崛起的马六甲(满剌加)，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冲，控制着马六甲海峡。郑和下西洋期间，在这里设立了“官厂”，作为中途候风转航的交通中心站。巩珍《西洋番国志》云：“中国下西洋船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舰回还。”这就为马六甲的海上贸易的发展加固了基础。当时马六甲的政府特设了一名官职叫沙班达尔，专由华商担任。其职务是联系和接待进出于马六甲的外国商船、船长、管理海上贸易。沙斑达尔的经营和管理直接关系到当时贸易的盛衰。可见马六甲政府对于华商的器重和信任。

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大量华侨涌入东南亚，并且受到东南亚土著居民的欢迎，华侨在当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发展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事业，促使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

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商品非常喜爱。而这些商品，都是由华侨商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从中国运过去的。华侨运往东南亚的商品，从王室所需的各种高档消费品，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生产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应有尽有。主要有丝绸、陶瓷、皮革、染料、木梳、雨伞、草席、家具、金银器皿、锡、铅、水银、铁锅、铜线、锡制品、蜂蜜、花生、烟叶、茶叶、小麦、菜油、龙眼、荔枝、西瓜、笔、墨、纸、书籍等等，包罗万象。这么多的商品，对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