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艺匠人

如果和张艺谋聊得够久，你可以看得到他身上的许多个不同侧面的张艺谋。

这其中有作为名人的张艺谋，对于媒体，他打得一套极精到的太极拳，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具有强大的魅惑力，足以把一切人等隔离在安全线之外。还有作为西北人张艺谋时的那份血性的刚硬，新片《归来》开始就开诚布公，这部片子我们不谈票房，他把“为什么不直面‘文革’”的问题用更平静却意义严厉地抛回给记者，那后面的意思是难道只有“把残酷和困难呈现出来就最牛吗？”当然还有一个旧派男人的老实与真诚，提到巩俐的时候会不自然地沉默和回避，当然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会坦然承认她一直是他的缪斯。除此之外他还有平常男人的那种平凡的自得，比如他把他的潮归结于“我有个80后的太太”，他甚至不回避自己的庸俗，“有很多人骂你庸俗。但我个人的选择是锻炼我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我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所以我一直会试水商业电影。这是我自己自觉的选择，不是别人想像的我是被强迫。”

“你一生能认识几个人？大部分人不会走近你。”他瞪了我一眼，眼中精光暴射。“人家说你是大师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说你拍的这太小儿科了，什么垃圾啊。可是我就是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我真的没有负担。”

“时代变了。”在采访中，张艺谋起码说了五次同样的话，但对于时代变了，他没有别的50后导演那种痛心疾首，他看上去有些微惆怅但看得出很开心，“时代变了，这个时代不需要教父。”他眼望空中，有一种真正“自由主义者的洒脱”，是的，教父，他是真的不想做，也没野心做，也不屑去做，“我身体也很好，我自己认为我可能拍的时间还很长。”他平静地说，那语气里丝毫没有中国现下成功人士想要再活五百年的豪气，而是一个精力过于旺盛的男人那手工匠人一般的痴心和狂热，“我们手艺人挣的都是辛苦钱，但我是真的喜欢拍电影。”

“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教父”

“大家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

时代周报：《归来》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张艺谋：来来回回，众说纷纭，最后我说还是算了，就直接一点。

时代周报：《归来》是不是你的精神指向？

张艺谋：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美学的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市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往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外在的东西，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

时代周报：我们看过原著会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都抱着很大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张艺谋有没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现状，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彻底放开了，人们看了第一个猛烈抨击旧时代的作品，会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渐渐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拍某一段特殊时期，艺术家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背景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

80年代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那回到80年代的那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了吗？

张艺谋：我不敢说80年代有非常多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金钱污染。还有全民的那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渴求。另外就是全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操心的都是那种大事儿，(笑)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事儿，群众基础特别可爱。现在没有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经历过大苦难之后的反思和自信，这个过程在中国身上迸发得很强烈。

时代周报：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拼命找书。

张艺谋：对。那时候文学非常丰厚。它是从寻根文学演变过来的一种多姿多彩的东西，是一种力量。所以，实际上我认为是那一时期的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你的80年代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最灿烂、最辉煌、人性最张扬的时候？

张艺谋：应该是最投入、最纯粹的一个时代。我1982年毕业，到1989年、1990年，拍《红高粱》这一段时期最纯粹，那个时候特别纯粹。什么都不想，哎呀，电影之至高无上，艺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演一演《老井》，去一个村子里住两个月，你可以让自己饿好几天，你可以为电影做任何事情，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很可爱！我自己是这样，我看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