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报网北京9月23日电（大河报报道）“消费也可以成为资本家”商业模式实际上是传销，返利式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各级消协、工商、公安发布的警示、提醒如雷贯耳，然而血的事实仍未能阻止成千上万人飞蛾扑火，这是为何？对任何形式的诈骗和传销，各级政府的态度是坚决打击，可为什么这些违法活动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面对雷霆万钧的打击，那些诈骗者为何能“闲庭信步”，最终“金蝉脱壳”？业内人士揭出内幕——骗子之所以敢明目张胆施骗，主要是看出了管理上的弊端，参透了管理和执法层面的“玄机”。

骗子揭秘：造势迷惑人拉权威忽悠人，一桩桩大案警示着天上不会掉馅饼。

一个曾参与传销的头目告诉记者，搞返利式传销首次活动必须“震”得住人，要借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要活动场所作为其活动地，首场参与的人数一定要“震撼”。

一个“培训大师”说，为了让人相信他们所做的活动是“合法”的，必须得拉上权威部门官员、专家、行业组织为其鸣锣开道。如：广西永乾公司被广西南宁市某管理部门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优秀企业”、被中国某经济研究会评为“2007年中国创新竞争力十大品牌”等。永乾公司就是靠着头上一圈圈光环敛财11亿元。老百姓正是看了这些，才不惜借高利贷甚至变卖房产加入。

正如世界通案辩护律师所言，政府相关部门、机构、学者都该反思：这些机构和人群有着强大的话语影响力，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说话时，一定要想想古人的那个词：一言九鼎。

机关算尽研究执法破绽

一位曾为传销犯罪嫌疑人辩护的律师指出，按有关文件精神，传销查处由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按“各自的职责范围”进行，工商部门不定性不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查处就是违规“越位”，而工商部门查处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查处都需要一个过程，诈骗者利用这个时间差敛财后迅速蒸发，公安机关前来查处也只能“望房兴叹”了。

“中国反传联盟”揭露内幕说，传销组织自我保护工作做得非常好。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有一个司法解释：对传销、变相传销，个人获利1万元以上或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罚。传销者以前上课带凳子、现金和银行卡，后来用砖头代替凳子,不再带现金和银行卡，执法人员一旦逮住，就说是刚被骗来的，让他们一无所获。

“那些大招商、招大商的诈骗团伙，为什么往往不惜工本注册公司呢？”一位反传销的律师披露内幕说，诈骗者这样做另有目的：即便认定是涉嫌犯罪，嫌疑主体也应当是公司而不是个人，人在就是“青山”在，只要“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

旁观者说：打击传销，执法有四软肋

为何在工商、公安一再打击下，返利式传销仍如火如荼开展活动，他们就不怕打击吗？“之所以常盛不衰，主要是传销头目参透了执法上的四个‘软肋’。”我省一家直销企业负责人披露内幕说，一是抓捕主要犯罪嫌疑人难。主要犯罪嫌疑人往往躲在幕后，身居异地遥控指挥，难以抓获。

二是调查取证难。诈骗传销是上下级“单线联系”，资金传递无凭证，特别是对互联网传销犯罪，收集、固定证据更是难上加难，没有证据，司法机关难以定性治罪。

三是执法没经费。查处一起传销案件，需要大量经费来支撑，如果没有专门经费，执法部门只能像轰苍蝇一样把传销人员驱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四是打击处理难。现在，传销者对传销进行变种，导致工商部门和司法机关认识上不统一，最终形成了传销案件处理难或各地处理结果轻重不一的状况，致使部分地区的执法机关不敢及时对正在活动的传销进行查处，往往人去楼空了才仓促立案。“马后炮”伤不到他们，于是，改头换面再到异地活动。

该直销企业负责人说，这样的“猫抓老鼠”游戏做久了，执法者的热情不再，麻木了，就不爱管了。于是，实施诈骗的人得以“大展宏图”。

等“猪”养肥再杀百姓已经受害

一个曾做过传销培训的“大师”说：工商部门查处传销有时间制约，他们上下班时间很规范，双休日和节假日又休息，我们就在他们下班或公休时间开展活动。即使公安出警也拿我们没办法，因为现在打击传销是以“工商为主、公安配合”的格局，工商没有定性，我们有“经济合同”，公安是不能插手经济活动的，这个格局不打破，是难以撼动我们的。

再者，公安机关打击传销诈骗采取的手段是“抓头目，摧网络”，没有把传销骨干和“洗脑”培训大师列入严打对象。不把“教唆”的培训“大师”列进黑名单加以惩罚，他们会教出更多“坏孩子”。

对任何形式的传销和诈骗，各级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坚决打击。各级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多次发出警示、提醒：发现传销等诈骗活动，请及时向发生地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举报。可是，真有人举报时却是另一番结果。如，本报报道的世界通敛财10亿余元惊天骗局一案，刚开始，传销公司和人员都是公开的，群众举报不断。然而，一些工商部门竟称不知道作案者在哪里。被群众指明地点后，工商部门嘴上说查处，实际上并无行动。后来，工商部门说该案移交公安机关了，让记者采访公安机关相关人士，而公安机关却说“不知情”。

为什么有关执法机关不在诈骗萌芽状态时将其打掉呢？面对记者的不解，河南一个“金盆洗手”的传销头目说出这样的内幕：从《禁止传销条例》有关规定可以看出，传销人员敛的钱不像诈骗案件一样退给受害者，而是充公。这些执法机关是在等“猪”肥后再杀。所以，人们看到的情况是，一旦查处传销大案，就有几亿或10亿元以上，这“猪”养得不可谓不肥。

《现代性之引诱》一书开篇提出现代社会隐含的忧虑——按照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办事原则。把“猪”养肥了再杀的成本收益模式不除，老百姓受害无穷。

传销土壤：有些地方把传销当“产业”

消费也能让人成为资本家、消费返利式传销仅有上述“技术”支撑和管理漏洞，而没有生长土壤，也是不能长期生存的。

最近，央视和各大媒体集中曝光广西来宾市和宁夏一些地方，成群结队的传销者招摇过市，当地工商、公安视而不见。在一些地方看来，传销是一个“好产业”，大批人员集聚要吃要住，所有生活资料都在当地选购，菜价涨了，菜农受益；房价涨了，老百姓争相盖房，给当地经济带来“繁荣”,地方不会眼睁睁看着“肥水”流入外人田，对传销的纵容、暧昧和默许已不算什么秘密。

海南省曾经是我国非法传销的重灾区，该省采取的措施是，对打传不力的干部一律革职查办，海南已不再是传销者的“天堂”。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低收入低学历者参与传销的日渐增多，这些人群本身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弱，一旦发现自己东拼西凑的钱被骗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钱追回来，所以会变本加厉地拉拢下线。因此，铲除传销者生存的土壤，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