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化的痛苦之源

一句话，德国文化既深厚又远大，对世界贡献甚巨，然而其产生、留存、丰富、光大，却似乎是“不幸”的历史的结果，是对自身痛苦的非常反应的结果。《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一书检视了自18世纪以来灾难性的德国的一种倾向：认为文化成就具有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并将文化想象为政治的替代物。而这其实是德意志民族意识中痛苦之壤结出的别样花卉。

说起来，德国人无法关心政治，因为在政治方面他们是弱者，是矮者。首先，德国统一长期不能实现的现实导致了这种自我印象。

德国工业化的路走得晚，是因为其前提条件——德意志民族统一实现得晚。若从公元919年(另说为911年)东法兰克王国的萨克森公爵建立德意志王国算起，德意志民族统一经过了九百多年的历史，期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争，最长的一次战争经历了三十年(1618-1648)。

直到1862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出任首相，通过1864年的德丹战争击败丹麦，巩固了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地位;通过1866年的普奥战争击败奥地利，把奥地利挤出德意志联邦，消除了奥地利的影响，使普鲁士在北德地区扩大了影响，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通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击败了法国，使南部诸邦接受普鲁士的保护，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宣告成立新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大业才算完成。

比之于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这都晚很多。

在这漫长的无法统一的岁月中，充满着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失望和悲观。德意志人政治上抬不起头来，总要找到一种慰藉，求得安慰、解脱，于是，“文化起了补偿作用”。文化被德国人看成了比政治高贵的东西，也重要得多的东西，“对于局外人来说，似乎德国人顽固不化地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独特性，并且在西方文化中占有优势地位。然而却少有人理解，这种洋洋自得其实也是政治上失意的结果。”“当1815年维也纳会议统一德意志邦国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的时候，那些渴望统一的日尔曼人更加迫切地希望在人民中间形成文化凝聚力。”

也就是说，德意志民族虽然面对国家分崩离析、统一大业无法完成的窘境，但面子还是要争回来的，内心是要有东西支撑的。虽然国体没有统一，但是我们有马丁·路德、闵采尔，有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有歌德、席勒、格林兄弟，有莱布尼茨、黑格尔、康德、尼采、费希特、叔本华、海德格尔，有丢勒、吕内瓦尔德、奥古斯特·马克，有出色的学府和伟大的建筑，有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精神力量，一句话，我们有和德国领土一样神圣的东西：文化。这是德国最辉煌的成就。

因为这个，在德国人眼里，欧洲其他国家的东西充其量只能算作文明(文明的概念是相对于野蛮吧)，比德国文化要差十多条街。

擅长描写德国人性格的哲学家、思想家博古米尔·戈尔茨甚至说：“日尔曼民族不会拥有其他民族可能拥有的性格，因为通过良好的文学影响与明智的教育传统，德国性格已经集之大成，结之高贵，成为一个世界之邦，被整个人类视为智者良师……我们曾经是，我们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师长、哲学家、理论家、宗教教育家。这是我们的天赋所在，是我们理性中的民族大统、民族骄傲和民族使命。”

于是，德意志民族首先在精神和文化上统一起来，“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这种信仰在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里始终是一种骄傲。”欧洲的一个共识是：德国是世界上唯一推崇文化到极致的国家，他们对自己“文化民族”的身份颇为自得，尽管德国并没有统一形式的国家，却依然没有影响到这种自尊的心理。这样的民族心理优势显而易见，沃尔夫·勒佩尼斯进而作出如下结论：“德国的统一归功于文化而非政治。”

文化对于科学、工业的发展有哪些作用呢?举个例子，德国非常重视宗教(他们有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宗教与哲学的发展几乎是双线并行的，而哲学又非常推崇数学。“数学一向被认为是透彻性、可靠性与有效性的化身”。(马天俊语)在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德国制造”中找到数学的基因，使之具有逻辑感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