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入罪门槛高 “大鱼”难落网“虾米”全跑光

【直报网北京8月22日讯】(法制日报)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过高,使传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难以定罪,导致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传销犯罪活动仍多以非法拘禁等罪处理。因此,应当考虑降低打击传销法律的入罪门槛。

两条鲜活的生命,再次凸显出了传销的残酷。

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殒命水坑事件刚刚过去,湖南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大二女生林华蓉去湖北后也再没能回来。他们的死因同是陷入传销组织,同是溺水身亡。

打击传销,我国已走了近20年的路程。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开启了严厉打击传销的序幕。直至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确立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可以说,我国对传销的打击力度不断升级。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销仍屡禁不止,一直顽强地“存活”至今。不但花样翻新,手段也不断升级。而打击传销时,往往又会出现“大鱼”难以落网、“虾米”又达不到定罪标准,甚至构不成行政处罚要件,以致于很多传销团伙被清查后,对于传销人员只能驱散遣返,其骨干头目和参与传销人员就像“割韭菜”,一茬接一茬。

清除传销这个毒瘤,法律的着力点究竟该放在哪里呢?

依托互联网传销“转型升级”

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负责人李旭,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第一人”。长期跟传销打交道,在他看来,传销之所以越来越猖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原因就是依托互联网平台,传销已经转型并升级换代了。”

“现在,网络传销已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传销的形式变异了。”李旭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过去传统的“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近几年呈下降趋势,但是,当前依托互联网平台、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采取电子商务、虚拟货币、消费返利、消费养老、原始股、金融互助等方式的新型传销开始出现,网络成为传销的新平台,已逐步取代传统的异地传销模式。

而新型传销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给取证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所以,现在打击传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难。”李旭说。

据李旭介绍,以往的传销基本都没有公司、没有产品,很多“南派”“北派”等异地传销逐步演变为一场空买空卖,比如,“南派”传销主要依赖出版非法出版物,用所谓的红头文件、音像制品,歪曲解读国家政策等。眼下,传销采用的洗脑手段升级,理论更加完善,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尤其是网络传销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借助互联网平台,不但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还可以通过网上操作轻易地实现跨地域传销,这些都给查处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得对传销的打击难度不断加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网络传销采取了很多新的包装模式,以合法的形式加以掩护,一些所谓有执照、有正规资质的公司,在进行传销时还会公开搞很多造势活动。比如,在一些星级酒店举办推介会,邀请一些学者、专家、名人为其“站台”,如此一来,欺骗性和迷惑性更强,导致很多老百姓难辨真伪。

另外,传销还抓住了当下老百姓投资的需求。李旭认为,由于目前就业压力较大,经济形势整体下行,老百姓缺乏投资渠道,一方面做实体经济很难,另一方面又想让自己的钱增值保值。传销抓住了这个契机,打着投资理财的旗号行骗。

“所以,现在的网络传销不分学历、年龄,老中青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卷入传销骗局,而且现在的‘庞氏骗局’往往是多种模式交叉在一起。”李旭说。

打传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

除了传销自身的“升级换代”的原因,中央财经大学预防金融证券犯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浩认为,传销行为愈发猖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管部门分工配合不力,实践中执行机关的认识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传销行为往往是跨区跨省作案,其中既涉及行政违法,又有犯罪行为;既涉及部门查处认定的分工问题,又涉及地区管辖问题。”许浩认为,按照《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这就意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是治理传销的主要机构。但是查处传销还需要涉及到商务、教育、民政、劳动保障、电信、税务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上述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查处传销行为。”

在许浩看来,目前打击传销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根据《禁止传销条例》,对传销案件,在未发现涉嫌犯罪之前,工商部门都应当主动查处。只有在查处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时,方可依照《禁止传销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是,涉嫌传销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其在接受举报时尚处于不明朗状态,那么,公安机关对涉嫌传销行为的举报,是否可以不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查处和移送,而一律根据举报直接立案侦查呢?

“这个问题在《禁止传销条例》中并没有规定,实践中,执法机关认识也不一致,所以也就导致了各部门之间分工配合不力的结果。”许浩说。

除此之外,许浩还指出,目前很多传销活动是通过网络实施的,不但涉及人数众多,还具有跨区跨省的特点。“现行法律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确定地域管辖,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确定立案管辖权,由何地司法机关管辖是个难题。”

宣传预防比打击更重要

“您好!我们地方上现在有这么个新的模式,公司是……运行的,他们这样的是不是传销啊?”每天,通过微信、电话、QQ群、公众号后台等渠道,李旭所在的民间反传销组织都会接到几百个求助咨询信息,平均下来,一天能有200多件。“我们的信息来源还是比较广的。在一些传销组织的起步阶段,就会有很多求助者直接来咨询。”

李旭认为,反传销,宣传预防比打击更重要。“对传销,要早发现、早查处、早预警。尤其是预警工作,十分重要。”基于此,民间反传销组织会不定期地公布一些黑名单,但是由于不是执法部门,经常会有很多被公布为黑名单的公司前来交涉,要求删帖,甚至还有的声称会发律师函,要起诉打官司。更多的传销组织则采用抹黑等方式反咬一口,称这些民间反传销组织是敲诈勒索团伙,是为了要钱,是阻挡互联网创新的黑恶势力。面对这些威胁,李旭坦言,自己的压力确实也很大。

“实际上,我们发布黑名单是有标准的,是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李旭告诉记者,最主要的就是依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禁止传销条例》。按照《禁止传销条例》,传销组织不管打着什么旗号、穿着什么“马甲”,只要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就可以确定为传销性质:一是有入门费、加盟费等;二是拿人头,发展下线;三是团队计酬,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数量来进行计酬或返利等。

“只要符合这三点,就是传销。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判断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现在很多公司很狡猾,打着互联网高科技创新的旗号来忽悠人,所以很多时候,老百姓难辨真伪。”李旭说。

李旭坦言,受财力物力人力等影响,反传销的预警工作难度确实很大。所以,有必要跟民间的一些反传销组织进行合作。“如果相关权威部门能有一个官方的预警平台,经常发布传销黑名单,提醒广大群众又有哪些新的传销模式出现,让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就会对很多新型互联网传销有很好的打击效果和震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