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贫，韩福在35岁时才讨得媳妇。1989年，韩一亮母亲经人介绍从广西远嫁过来时，“刚离过婚”，怀有身孕。三个月后，生下韩一月。三年后，韩一亮出生。

韩一亮对母亲没有印象。在他两岁时，因为跟韩福吵了一架，他母亲“当着两个孩子的面走了”，从此和家里断了联系。

大姑韩莲记忆深刻的一个画面是，“他妈走了以后，两个孩子拉着手在我家门口哭。”

韩福有六个妹妹和一个幺弟，各自成家后，他过得最差，常常要靠弟妹接济。

他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和农忙才回来，韩一亮和哥哥便由奶奶带大。

韩一亮与奶奶。

在韩君看来，奶奶脾气暴躁，父亲因母亲的离去也变得易怒，韩一亮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形成了自卑、内向又有点叛逆的性格。

“哥俩都一个样，他妈也是，比较内向，不耐(爱)说话，坐一起半天也没几句话。”韩福抽着烟说。

澎湃新闻让韩一亮回想从小到大的开心事，他想了一会儿，说没有。过年没什么开心的，压岁钱都给奶奶拿着。爸爸回来也没什么开心，“一年就回两三次，回到家也不怎么管我们，每天出去打牌。”

韩福以前打牌赌钱，一晚上可能输掉五六十。从韩一亮记事起，奶奶和父亲经常吵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而他平均一个星期就要被奶奶打一次，“打得挺重的”。有时候在外面惹事了，他不敢回家，怕被奶奶打。

奶奶很少打哥哥，犯错了只是骂两句，他觉得奶奶很偏心，但不敢当面埋怨。“奶奶更疼哥哥”这件事让他心理不平衡，因此“跟哥哥的关系不好”。

唯一跟他比较要好的玩伴是表弟韩兴华(化名)。表弟只比他晚生三天，但高他一年级，表弟从小学习成绩优秀，是整个大家族里十几个同辈孩子中考上大学的唯三之一。

韩一亮的成绩一般，对读书兴趣不大，韩莲认为主要是家庭原因，“奶奶没文化，爸爸不在家，没人辅导他们。”

两个孩子的学费六七百，有时家里拿不出钱，奶奶还得去跟其他儿女借。韩兴华记得有一次韩一亮因为没交学费，也没去上学，被奶奶打了。

韩福对此不知，“这些事都是我妈管着，吃的穿的上学的，我回来都没太过问过。”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弯腰在地上掐灭，有点不好意思地扭了下头，“实话实说，我几乎没怎么管他们。”

像许多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一样，韩一亮最终走向了辍学打工的道路。

初一期末考试前，他逃课出去在河边玩，被班主任撞见了。数学老师的作业不写的话会被扇耳光，班主任好一点，只是掐胳膊。班主任让他叫家长，不叫家长就不要来上课了。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跟奶奶说：“我不想上学了。”奶奶说：“不想上就不上了。”

在北京打工的韩福后来得知他辍学，也没有过问，“他不愿意读就算了呗!在我们这儿，不读书就去打工。”

“挣钱”

2006年过完年，韩福带着14岁的韩一亮去了北京，在私人建筑工地上挖沟。“活儿重，时间长，孩子小，怕他受不了”，干了20天就让他回家了。

韩剑介绍他到张石高速公路的工地上做测量，工资一千多，干了一年。然后在县城的洗浴中心打扫卫生，干了两个月，因与同事吵架辞职。县城离家只有12公里，结清工资后，他没有回家。

他说“不太想回来”，“离过年还早，回来也还是要出去打工”，因为“经常在家待的时间长了，奶奶看着烦，就让我去挣钱”。以前放暑假，奶奶看不惯他们哥俩闲着，早上五点会叫他们起来拔草。

不回家，又不知道该去哪儿，韩一亮只好先去找哥哥。哥哥当时在廊坊工厂学电焊，电话里告诉他坐从易县到天津的大巴。他没听清在哪个站下车，坐到天津时，天已经黑了。他在网吧待了一晚上。

半个月后，韩一亮从廊坊回到家中，跟奶奶吵了一架。奶奶怪他辞了职，不跟家里联系，也没带钱回来，气得撂下一句：“我在这家没法待了!要么你走!要么我走!”

韩一亮什么也没带就走了。这一走便是整整十年。

他在路上碰到同学杨林(化名)，两人商量着去了北京。“因为我爸爸在北京，就觉得在北京干挺好的”。

2007年10月，韩一亮和杨林进了北京一家保安公司，韩被安排到市国土资源局当保安，杨被分配到其他地方，后失去联系。

工资每月1800元，韩一亮买了一部一千多块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之前那部CECT 滑盖手机坏了。

韩福没有手机，他用公共电话给儿子打过一次电话，才得知他来了北京，“他说没身份证，要去天津找姑姑”。当时，无身份证者要被辞退。父子俩都不知道，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即可自行申领身份证(注：若未满16周岁，监护人也可代为申领)，他们以为满18岁才能办。

韩一亮没有去天津，彼时离春节还有半年，他想再找份工挣点钱。

到了春节，韩福回到家，发现儿子没回来，跑去问杨林，杨也不知。他埋怨老母亲：“你看你吓唬亮，这小子不回来了!”

他们一遍遍跑去问杨林，杨一开始说不知道，后来又打听到，韩一亮跟一个河南小伙走了。去了哪里?不知道。河南哪里的小伙?也不知道。

“有个地名也好啊!我就去找了!”韩福皱着眉，满脸无奈。

那个小伙是河南郑州的，叫李阳(化名)，是与韩一亮年纪相仿的保安同事，也因无证被辞退，两人商议决定结伴下南方闯一闯。

2008年7月，16岁的韩一亮揣着两千块钱，和李阳一同坐了将近3天的火车，到达广州东站。

他们在车站附近找工作找了好几天，又去网吧上网查找招工信息，但他们一无身份证，二无技能，三无力气，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就在身上的钱快花光的时候，他们在街上遇到一个手机配件推销员，30岁左右。男人听说他们在找工作，就劝他们加入自己的公司，销售的产品“很好卖”，每月底薪3000元，外加提成。

韩一亮觉得这份工作轻松，工资又高，便欣然答应，跟着男人上了一辆面包车。没想到会成为他噩梦的开端。

逃跑

面包车的车窗被贴了深色车膜，看不见外面，韩一亮感觉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对方说还在广州。下车地点是城郊地带，随处可见村民自建的出租房。

所谓的“公司”就设在这种出租房里，20多名学员正在上课，大多不到20岁。

新人先“带薪培训”3个月，白天上课，晚上到街上推销产品和拉人头。培训内容除了产品知识和销售技巧，更多是教怎么拉人入伙，拉进一个奖励100元，此后他和他的下家销售商品都逐层有提成。

推销的手机配件会有人定期送货来，全都没有包装和生产信息。因为每月按时发工资，韩一亮等选择忽略这些不正常的迹象。

三个月培训一结束，韩一亮等几名学员被面包车运到另一个地方，他与李阳自此分散。

第四个月开始不发工资，理由是“你们还小，怕你们乱花，年底一次性结清，让你们回家过年”，而此前发的工资也以交生活费的名头收了回去。

同时加以管束，白天上街一对一贴身监视，说“怕你不熟悉”;晚上回来，手机就会被收走，美其名曰“封闭式管理”，玩手机耽误休息。半年后，彻底没收了手机。

他们还让学员给家里打电话要钱，说可以投资做分销，不用到街上卖东西，但具体去哪儿做什么，韩一亮也不清楚，因为交了钱的都被送走了。

2009年春节前，有人提出要结清工资回家，后被拒，躁动不安的气氛开始弥散。

一天早上，学员被紧急召集到院子中，十几个监管手里拿着棍子，其中两人将一名刚来4个月的学员摁在地上，乱棍暴打，杀鸡儆猴地警告：“看谁还敢跑!都给我老实待着!”

韩一亮心有余悸，觉得“这里不能待了”，但“每天有人看着”，他不敢犯险。

过了十来天，又有一个人逃跑，且成功了。他们当天就转移了窝点，对学员的看管更加严紧，宿舍门口、院子里都有人日夜把守。

学员后来增加到近50人，一直处于流动状态，不断有人被送进来，也不断有人被送走。9年间成功逃走的人只有7个，每逃走一个人，就换一个窝点;每逃走一个人，韩一亮就生出一丝希望，希望他赶快报警。

更多的逃跑者被抓回来毒打，那些身材粗壮的监管恐吓：“以前又不是没人打残过，不差你一个!”每天的课训也多了一项软硬兼施的警告——逃跑是没有用的。

在惶恐中度过了四年，韩一亮20岁了，身高和体重已长成可与监管抗衡。有一天，他在街上推销，看他的监管遇到了熟人，聊得忘我，离他七八米。

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给自己鼓气：“跑出去最好，跑不出去也就挨顿打。”然后趁监管不注意，拔腿就跑。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运动，他的体能变得很差，有点虚胖。而那个监管一米八的肌肉块头，只追了几十米就抓到他了。

他挣扎了几下，很快被摁在地上。他向路人求救，“他不是好人!快帮我报警!”监管解释：“这是我家亲戚，脑子有点不太正常，现在犯病了，要赶紧把他带回家。”

那一刻他很绝望，很害怕。他被送回住处，那是一层有点像工厂的平房，有四个房间，地处偏僻，周边没有邻居。

目睹多次毒打场面，这一次他成了被围观的主角。在院子里，他被扔到地上，两个监管拿着一米长、擀面杖粗的木棍，边打边威胁：“再跑!信不信把你们打残了去要饭!”

打了十几分钟，终于结束了，他一瘸一拐走回宿舍，身上到处青肿，没人给他敷药，就靠自己痊愈。

之后一个多月里，两个人看着他。其实他已丧失逃跑的意念了。被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再也不跑了，“被打怕了，不敢跑了。”

“坐牢”

韩一亮失联近十年，家人没有报过警。

2008年7月，韩君跟哥哥要了韩一亮的手机号码，打过去，是一个男子接的，听口音像北方人，“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一亮的叔叔，他就挂了”。他又打了几次，打通了，没人接，后来再打就成了空号，隔段时间打一次，始终是空号，就放弃了。

在南下广州的火车上，韩一亮的手机就被偷了。他家没有电话，误入传销后，他曾用别人的手机打给叔叔家，但尾号几个数字记不太清，试打了几次都不对。

“头一年觉得无所谓，十七八岁，也不小了，没有太担心。两年没回来，就觉得不对劲了，不可能不跟家里人联系。”韩君说，“感觉这孩子出去打工，不回来，也不跟家里人联系，挺丢人的，不想去管。”

母亲刚开始天天念叨，让韩福去找一亮，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上哪儿去找呢。韩福去派出所办证件时，问了下警察，“警察问有没有QQ ，什么叫QQ，我也不懂。”最终没有立案。

如今回想起来，叔叔韩君很是懊悔，“总的来说我们家族对这个孩子关心不够，一开始没有努力去寻找，应该及时报警，线索比较好找一些 ”。

韩福经常看央视寻亲节目《等着我》，曾想去报名寻人，但觉得过了这么多年，找到的几率很小，又以为要收费，“心疼这点钱”，所以没有给电视台打电话。

第五年，韩福开始往坏处想了，猜测儿子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或者被人祸害了，觉得“这小子可能没了”。

失联时间越长，韩福就越气馁。但一到冬天还是很难受，想他或许正在某个地方受着冻，“真正冷的时候没法待啊这孩子!”

韩福不知道，韩一亮在冬天也暖和的广东沿海地带。

具体位置韩一亮说不清楚，监管们从不在学员面前交谈，只有一次听到他们聊天提到，“这里离九龙不远”。

韩一亮对广东毫不熟悉，不知道九龙是什么地方。他只知道那一片有很多工厂，还有个水库，街上的人们有说广东话的，但说普通话的更多一些。

韩一亮所在的窝点有两名小主管，负责平时上课培训，大主管很少来，第一次来的时候，自我介绍叫“郑志强”，40多岁，身高1.70-1.75米，微胖，平头，圆脸，戴金丝眼镜。

此外就是十几名负责监管学员的打手，每半年换一些人，他们互不称名字，都用“老几”代替。

因打手有限，40多名学员轮流外出拉人头，每天出去十几个人，其余人留在宿舍上课或休息，每人每月大概能出去12天。

宿舍两间房，20多人住一间，彼此不能交谈，一说话就会被禁止。这个规定是从韩一亮进去一年后开始的，当时经常有人要跑，也有人偷偷商量过一起跑，被发现后就禁止所有人说话了，洗澡上厕所也有打手守在门口，而且厕所都没有窗。

学员的性格普遍“比较老实”，但交流甚少，互相都不了解。韩一亮只跟两个待了四五年的学员稍微熟一点，平日交流顶多是互相问问“今天卖得怎么样”。

每次上街背个斜跨包，装着50件商品，耳机卖二十，充电器卖三十，手机壳卖二三十，一天下来，韩一亮往往只卖出四五件，“一般路人都不理我”。他们要求每人每月卖200件，韩一亮基本不能达标。

卖得好的人伙食稍好，可以吃白饭，炒菜，和肉。韩一亮等七八个销量不佳的人，一顿只能吃一个馒头，配几块咸菜。

过年过节，伙食会稍微改善，上次春节，韩一亮记得吃了蒜苔炒蛋。大主管郑志强过年时会出现，给在岗的打手发红包、慰问几句，就走了。

对销售学员来说，卖东西是其次，最主要的业务还是拉人。其他人一般每年能拉4-8个，韩一亮每年只能拉一个。

“最好是拉不着人。”韩一亮不希望再有人上当受骗，但不拉人不行，如果他们看你拉人不用心，上课会点名教育，还不听话，就用拳头打。韩一亮因此被打过一次。

每拉进来一个人，韩一亮都很难受，“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他清楚记得被他拉进来的9个人，他们在被调走前会待上一个月，每次见面韩一亮都抬不起头，任由他们骂：“自己被骗了，还出去骗别人!”

说这些话的时候，韩一亮咬着嘴唇，低下了头。碰到无法回答或不想回答的问题，他总会习惯性地低头。他至今还会经常想到这9个人，“希望他们都逃出去了”。

让他形容在里面的生活，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像坐牢一样。” 韩福忍不住打断：“比坐牢还差!牢房可以吃饱饭，可以看电视，可以讲话。”

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只有几本娱乐杂志放在宿舍，半年才更换一次。

宿舍没有时钟，只有日历，刚进去时数着日子过，后来就不数了，反正数不数，日子都过得一样慢。

头两年他经常哭，一到晚上思念涌来，想家，想奶奶，躲在被子里哭。随着时间流逝，哭的频率从几天一次到几个月一次。“想家人也没用，又出不去。时间长了，没什么好想的。”

不外出时，他就在宿舍坐着，什么也不想，困了就睡觉，不困也闭着眼躺着，尽量让自己睡着，“睡着之后时间会过得快一些”。

他变得越来越麻木，“浑浑噩噩，过一天是一天”。他没想过还有机会出去，他以为要困在这里过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