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财政账本

改革似乎早已埋下了伏笔。

有媒体报道称，13年前，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对此就早有论述，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认为，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应理智而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并规划了一个户籍改革路线图。13年后，终成现实。

那么，如此大范围的改革，相应的财政和政策能否支撑？

2013年，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曾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明确表示，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万元，预计2030年前我国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以此粗略计算，仅仅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就约有51万亿元。

“就目前来看，人均公共成本已远远超出13万元。”7月31日，原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农民工市民化并获得相应福利待遇和均等化公共服务，需要进行各种经济投入；但是，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同最终造成不同的成本支出。

上述报告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东、中、西部城镇的购房成本分别为12.6万元/人、8.4万元/人和9.1万元/人，全国平均为10.1万元/人；加上全国平均约为1.8万元/年的生活成本的话，一个农民工城市化的投入高达24.9万元。

但记者注意到，对于个人生活成本的支付部分，购房成本仅是按照房屋建设成本价计算，也就是说，人均实际成本远远超出24.9万元。

对此，牛凤瑞强调：“户籍改革首要面临的就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单单这方面的成本就这么高，中央和地方财力能否进行支撑？中央和地方如何划分份额？国家和个人又该如何分担？毕竟，承担不同的成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程度就不同。”

但在黄文政看来，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让各类政策无缝对接。

“多年来，我国外贸投资发展很快，但消费非常薄弱，而消费薄弱的很大原因就是过于注重人口的生产性功能而弱化了消费功能；如今，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民工俨然已成了很重要的消费群体，为了扩大内需，国家一定会给予充足的财力支持。”不过，黄文政非常担心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政策衔接，因为，这些恰恰才是打破户籍二元的关键。

任何一个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据记者了解，今年年初，城乡之间的养老制度已基本实现了并轨，为户籍改革减少了很大的阻碍。

而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将会快速提高城镇化水平。

清华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2.57%，但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27.6%，20年内“农转非”的比例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本吻合；其中，户籍制度被视为束缚农民流动、阻碍人们城镇落户的制度性壁垒。

根据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数据获悉，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是1.66亿人，半数以上是在中小城市或城镇就业，这一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既给已有的户籍制度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