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刘明康再次谈到，的确是全世界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G20的努力下达到的，在政治上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到，FSB、BCBS、世界银行都在携手做这件事情，他们共享信息、共享人力资源，所以在此我非常认可他们所做的努力。我们如果回顾历史就应该考虑如何再向前走，但是在这里关键的就是像Rob提到的我们怎么样能突破传统的界限，能够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比如说文化的问题，还有行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以后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想在这些领域里解决问题，我觉得是一件难事，因为总的来说，2007年在市场中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还是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

第二，一些金融机构他们还是不能对他们的基础设施进行更进一步的创新，我们在上一次的危机中学到的就是你所销售的产品，必须是人们充分了解的，而且应该是透明的。但你会发现市场上销售的金融产品里，还是暗含着很多的杠杆、期权等等，所以你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影子银行，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其他的银行，比如说移动的银行。所以文化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过去建立起这100多年的金融历史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可能在瞬间就会坍塌。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担心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Hellen说的不能再发生了。

DM和EM我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在未来不是一个全球的危机了，哪怕是一个地区性的危机都会有很大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到很多的国家。比如说在2003到2006年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联邦利率就会发现，那个实际上在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在那一段时间达到了很长时间以来的最低。这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担心。如果要是能源的价格急剧上升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更不要说如果是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会怎么样了。我们现在还属于宽松政策当中，它是不是给我们形成了一个陷阱？

现在我们都在谈自动化、信息化、创新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准备？对于自动化的趋势准备好了没有？因为自动化肯定就是会摧毁几百万个就业的机会，大家要想想看，在新兴市场当中几百万个就业的机会，它就会产生这种负面的效应，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中国和印度这么庞大的市场，如果他们出现了问题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发达国家，就更别说出现危机之后的传播性和传染性了。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在1994的时候出现了亚洲经济危机，03年到06年的时候在美国利率的基点提高了将近20个，这种情况下它的渗透的效应也影响到了供应方的市场。

同时，Rob Whitfield回应称，首先，很难说创新比基础设施究竟先进了多少，刘先生也是对的，但是创新也是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能够遏制未来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说创新和基础设施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刚才提到了94年的情况，我觉得我是同意的，如果联邦政府当时做了一些变化的话，能够把它的利率变化的话，情况也许就会不一样了。墨西哥其实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的。那个时候其实是作出了一种反应，以面对低通货膨胀率和当时低利率的问题。那是那时候的情况，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被分割开的世界了。我现在说的是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如果我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的反应的回应的话，哪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内部的监管在最近的确是有了很大的加强和变化。

刘明康继续谈到，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肯定是在这个方向上会取得一些进展。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现实一点，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不同的银行自己的记录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不是愿意来分享这些信息。愿不愿意彼此之间分享，这种意愿还是有限的。很多年前马克·吐温曾经说过，银行家想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就给你把伞在下雨的时候就把伞收走了。现在如果能分享信息就会很好了，这定很好。但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其实这不是央行想这么做的，这是政治使命告诉他们必须要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