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好，您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您的理解里面，如何诠释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与培育新供给的关系?

答：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主张，供给侧改革它的最终目的肯定不仅仅是做减法，刚才你谈到的去产能也好、去库存也好、去杠杆也好，这些都是必然要做的，但是这个对经济是做减法的作用。你把一个产能过剩的企业简单地关掉，这并不是供给侧改革，你要把这个产能过剩的企业，把附着在这个企业上面的生产要素，比如说这个企业里面的劳动者、资金，比如说土地，还有技术和管理等等这些生产要素能够转移到一些新供给、新动能、新动力、新的产业上去，这个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所以一句话，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它和培育新供给、新动力、新动能是同向而行，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这两条河流合二为一的时候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取得成功。所以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减法，去产能该去的去，同时也要做加法，可能本周稍微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中国会召开一个非常规格高的创新大会，不但几百个科学家会参加，国家最高领导人可能全部都会出场，可见我们对于创新、培育科技、培育新的业态、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管理模式，这个是多么重要。第一阶段，人们对供给侧改革理解更多的是“三去一补一降”，第二阶段可能越来越重视于培养新供给、新动力、新动能。

记者：供给侧改革逐渐进入到深水区，那么供给侧改革如何破解就业、医疗和房价这些现实中的难题?

答：至少从这半年的进展来看，思想或者是理论越来越明确了，最初在大家心里边就是一个普通的概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部分人不了解，学者是各种解释都有，地方政府云里雾里，雾里看花搞不清楚，中央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那么讲，也没有把它描述得非常具体，大家都在等一个顶层设计或者具体的方案出来。但是随着学界的讨论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开始慢慢地行动起来，比如说我们上海市也出台了上海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案。中央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三去一补一降”，到两会的时候更多地强调新供给、新动力、新动能，到总书记的几次讲话，谈到要促进要素的转移，要培育新动能等等，深化改革。可以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最初的一个概念，逐渐的从中央角度来看，它的理论越来越丰满了，越清晰了;从地方来看，从观望开始逐步到出台一系列的方案;各个部委，包括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科技部、国投资源部也开始行动起来;学界的讨论，慢慢也统一到中央的这个决策上来。应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走过了那个比较粗浅的讨论阶段，进入实质性的行动阶段，但是这个行动本身实际上还不是很具体，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些关键的领域，垄断性的领域，比如说医疗怎么改，比如说教育怎么改，比如刚才说的基础设施，包括房地产，这个怎么改，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方案。这个你不能指望顶层设计一刀切给你出来一个东西，各个地方政府要自己设计，各个行业也要自己设计，就在5月下旬，万博经济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我们也举办了一个关于医疗供给侧改革的研讨会，与会的专家从自己的角度，这些各个医院的院长，也提出来了医疗到底怎么改，我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有上面的指导精神，也要有发动基层的行动，最终靠各个行业、各个地区自己设计方案，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这么一个热潮，不是等上面抛一个东西怎么改，而是全国都行动起来，才有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记者：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供给侧改革最严重的问题是上下贯通的问题，就是顶层设计设计好了之后，很难能够顺利地贯通到下面，您认为这个是关键吗?

答：我觉得这个话讲的有一定的道理，首先上面的指导思想要明确，比如说总理5月份也召开了一次全国的视频电话会议，讲“放管服”，什么叫“放管服”?就是很多行业总体思想还是要放手，要放开，要放松，比如说金融，你不放松的话，受到金融抑制，你要贷款融资其实还是蛮困难的。比如说待会儿从这个楼下下去很多人打车打不到，因为有出租车的牌照管制，所以你不放松的话，它这个有效供给就出不来。又比如说其它的一些医疗，你不放开民营医疗的话，公立的医疗资源是不够的。又比如说教育，你不放开让民营去办教育的话，单靠政府也是不够的。所以总体指导思想，要想满足人们的有效需求，必须得放，大的指导思想。但是放的时候又不能全放，还得管好，在放手的时候到底怎么管，比如说医疗，放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教育放到什么程度?政府管哪些?要管好行业准入，要管好监管，比如说资质，管好主体，信息披露，还有退出，还有一些部分必须得管。那么在放、管的同时，政府还要做好服务，比如说城市基础设施，政府也要做好服务，让民营参与，参与了也不行，还得做好服务工作，比如说医院，你放开了以后，民营医院你放开了，然后它就胡搞，某些系的医院就带来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政府怎么提供评级，怎么提供服务，什么样的医院可以接什么样的病人等等。放管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上面有指导精神，下边还有行动，但中间结合这个东西就是要确定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首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就是这三个字，该放的放，该管的管，该服务的要搞好服务，这样就能搞起来。但是现在从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刚才你谈的医疗还是教育，其实整个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推动力量明显的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记者：您在《民富论》这本书当中谈到五个方面存在要素供给抑制的问题，那么要素供给抑制这五个方面是如何体现的?

答：这五个方面的要素供给抑制就是那个财富的五大源泉，从需求侧来看的话，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是什么呢?是投资、消费、出口，没有投资、消费、出口的话，你生产的东西它卖不出去，所以经济就会往下走。但是从长期来看，投资、消费、出口它并不是财富的源泉，真正财富的源泉是什么呢?是人口和劳动，是我们创造了财富，是土地和资源，这才是财富的源泉，是资本和金融，没有资金投入，没有原始资本积累怎么可能创造财富呢?还有技术和创新以及制度和管理，这五个生产要素都是财富的源泉。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多年搞计划经济，由于多年的宏观调控，使我们这五大生产要素的供给都受到了各种抑制，比如说土地，中国不缺地，960多万平方公里，我们缺地吗?但是因为土地供给制度的问题，使我们的地价这十几年来涨了十几倍，地价一涨，不光房价涨，工业用地价格也跟着涨，商业用地也跟着涨，企业的成本就上去了。所谓18亿亩的这个红线，到底该不该有?招拍挂这个制度是怎么把土地的拍卖价格，还没有修房子呢，就搞成那么高，这怎么弄上去的?所以人为地制造了土地的稀缺，抬高了地价，扭曲了收入分配，挤占了其他的要素所有者的资源，政府拍地的拿到很多钱，房地产商挣了很多钱，其他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就少了，所以土地的供给首先是受到抑制的，怎么放松土地的抑制?降低土地的供给成本，提高土地的供给效率，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核心的，不能回避的领域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土地改革还没有深入到真正降低土地供给成本和提高供给效率的程度，以此为基础附着在土地上面的那些资源也是一样，它的供给也是没有效率的。

第二个，比如说劳动，劳动肯定是财富的源泉，那么你不让大家生孩子哪来的劳动?所以我们放开了二胎的生育，但是户籍还管理着人们，比如说上海，一个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他的人均GDP，上海郊区的人均GDP和城市里面的人均GDP差5倍，一个人如果转移到城市里找到工作的话对经济的贡献就增加4倍，怎么促进人口从低效率部门到高效率部门流动?如何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孩子的教育等各方面为这种转移提供支持，但实际上我们不但没有提供支持，我们是用户籍制度，其它的就业、就学的这些东西给它隔断了，所以在劳动供给方面也是有制度抑制的。

这个资金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是全世界钱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又是全世界钱最贵的国家，100多万亿的居民、政府加企业储蓄总额，为什么中国闹钱荒?如果说巴西，最近的委内瑞拉，他们没钱，这个可以理解，本来老百姓就没储蓄，中国储蓄最多，中国企业借不到钱，或者借到钱里面那个资金成本两位数，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率，那中国企业不要完蛋了?70万亿的信贷总额，只要融资成本每上涨1个点，企业的盈利就减少7000亿，谁说中国经济不行了?如果把融资成本降低1个点的话，中国企业的盈利不就增加7000亿吗?降低2个点呢?增加15000亿。降低3个点呢?所以要改变资金的供给，说到制度抑制的这个状况，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存在的意义就是一句话，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用最低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这就是金融的本质，但是中国的金融制度在这二者之间挖掘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一边闹钱荒，一边资产配置荒，一边拿着很多钱不知道往哪儿投，一边找不到钱。所以这就是资金的供给抑制。

在技术方面也存在着创新的抑制，目前各级从中央到地方都比较支持创新，这个还好一点，但是我们的教育呢?我们的孩子到底学的是死的知识还是学的创新的能力?马云说我们的教育，在教这个方面是可以的，在育这个方面不够，创新的能力不够，学的都是死的知识，怎么改变我们的办学理念来支持创新创业?还有就是管理，管理也是财富的源泉，管理者的积极性也是受到抑制的，很多国有企业的干部、员工说我每天只用30%的时间干活，剩下的时间就可以休息了，如果这个领导不是用30%的积极性在工作，他是像民营企业家一样用100%的积极性在工作，你说国企的生产力会增加多少?所以供给侧改革，一定要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入手，要解放土地供给的抑制，降低要素的供给成本，提高资源的供给效率，要解放对资金供给的抑制，要解放对管理、创新等等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进一步地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