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举措应对人口新常态

王丰与安德鲁·梅森在2006年合著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人口因素》中判断，在经历了人为加速的人口转变之后，中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劳动力供给萎缩以及老龄人口迅速膨胀。而这种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事实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迅速提升。

伴随着这一人口转变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今年前三个月，中国GDP增速为6.7%，继续处于“L型”底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剖析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人口结构过快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规模(22到44岁)萎缩和老年化，由此形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使中国经济产生排浪式下行波动。人口变化影响了劳动力供应、消费、投资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迁移中的梗阻，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

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动作用?多位人口学者提出，当前一方面是迅速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使得全面二孩政策真正落地，有效增加出生人口。另一方面是尽快放开对三孩以上生育的限制，因为这批人口数量有限，对其继续进行限制不仅减少了出生人口，而且耗费了巨大的行政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亚洲人口学会副主席顾宝昌认为，中央对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大势认识得很清晰，继续追罚三孩以上其实是有悖于人口大势，应该尽快加以改变。

黄文政认为，人口影响经济不仅仅在结构，更在规模。根据他的测算，人口规模萎缩对经济的影响远远高过人口结构。他通过对辽宁等地区经济人口数据的计算发现，当人口相对减少时，人均GDP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统计数据显示，从1980到2015年，辽宁的人口增长大大低于全国水平，其人均GDP增速也比全国平均速度低20%。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巨大的劳动力转移在中国式经济奇迹中起到重要作用。学者认为，下一步通过进一步打通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提升人口对于经济的促动作用。

蔡昉认为，过去人口红利的主要实现手段是借助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目前看，城镇化趋势下的新移民，其年龄构成上更具生产力人口性质，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可以有效推动生产力的提高。

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质量是发挥人口促动经济正向作用的第三个对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包括就业比较充分，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如果这些目标可以顺利达到，将可以充分挖掘劳动力资本的创富源泉，推动经济增长。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中国正在经历这一无法逆转的重大转变。与其无奈叹息人口红利的消逝，不如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相关改革，努力释放人口作为消费和生产主体的潜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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