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红包

关键在于建立符合医生劳动成本的薪酬体系

手术成功后，患者或家属出于尊重执意送一些非金钱的、价值不高的普通礼物，可以接受，道德上并没有问题。

新京报：最近国家卫计委要求医患签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引发很大的争议。作为医生和医院管理者，您觉得红包能靠一纸协议禁绝吗？

刘玉村：过年长辈给孩子压岁钱，晚辈孝敬老人，送个红包给母亲，孩子、老人很高兴。同样，病人经过医务人员精心诊疗，手术后康复了，为表达感激之情，给医务人员送点馈赠，按中华民族传统礼节，该怎么评价？

我认为，病人手术前为了买平安送出的红包，绝对不能收，那是对医生人格的侮辱；如果家里贫困的病人，用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卖房子、借来的钱治病，还要给医生送红包，谁收了，那叫缺德。但如果是在手术成功后，患者或家属确实从内心希望表达一份感激，执意送一些非金钱的、价值不高的普通礼物，可以接受，因为这代表一份尊重，从道德规范上也没有问题。

新京报：比起红包，公众对医生收回扣意见更大。在您看来，医生因为要拿回扣拼命给患者用贵药、贵耗材、做检查的情况是否普遍？

刘玉村：收取药品（医疗器械）回扣，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但这种现象为什么存在？根本原因还是医药价格错位。只要医改中把医药价格机制理顺了，把药和耗材里的水分挤掉，为医生建立符合其劳动成本的薪酬体系，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谈医改

分级诊疗应该“抓两头、放中间”

所谓的“二级医院”，目前地位尴尬，没有病人，医生收入低，人心不稳，不如放给社会资本改组改制。

新京报：最近不少大型公立医院都在用“金字招牌”吸引投资，在全国圈地搞“连锁”。北大医院也有这种计划吗？

刘玉村：我的态度是非常慎重。医院不容易做成连锁。即使你的牌子再大再响，想占据全国的医疗市场都不可能。医疗服务，尽管有临床路径，但不可能像生产线那样，建立标准化流程就能产出一样的产品。治病是一对一的，一个医生或一个团队，对不同的病人。

所以医院的品牌连锁经营，实际上做不到。但国家医改需要疏散优质医疗资源，医院能做的就是平衡好，准确判断自己能够承担的服务区域和服务范围，在自身足够强大的情况下才能去做。而且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的输出，不是光靠出点钱、占点股份、挂块牌子，最主要的是人，是技术力量。没有真正主打的东西，会损失信誉，丢掉这块品牌。

新京报：现在卫生行政部门大力推广的医联体，似乎是靠行政指令，让大医院和二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组合“抱团”？

刘玉村：为了尽快缓解医疗资源过于集中、病人“扎堆儿”的不合理局面，政府一定的计划行为，可以接受。目前，医联体的形式主要是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签个协议，大医院向基层医疗机构派驻骨干医生，帮助他们提高品牌影响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吸引、留住一部分患者。通过这种联合大医院也分流了一些常见病患者，基层医院也会向大医院转诊一些疑难重症患者。

但这个办法也有副作用，目前很多医联体内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病人去基层医院，是为了转诊大医院更容易，向大医院上转的病人多，能转下去的病很少。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级诊疗。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分级诊疗”，您有更好的建议吗？

刘玉村：根本的办法，就是“抓两头、放中间”，完全改变目前的医疗格局，一边是大医院，一边是社区医疗机构，也包括民营医院、私人诊所。社区处理不了的问题，转诊大医院；大医院治好的病人，回到社区康复回归家庭，省去中间环节。所谓的“二级医院”，目前地位尴尬，没有病人，医生收入低，人心不稳，不如放给社会资本改组改制。社会资本注入后，二级医院可以根据自己原先的基础，转变为专科医院，或基层的康复性、互利型医院，承接大医院下转的病人。▲

(原标题：刘玉村：公立大医院做品牌连锁？难！）

责任编辑：王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