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香港

1989年8月1日，范家辉过罗湖关，只花了3分钟，往日起码排队3小时。在大陆改革开放的第11个年头，在那样一个时段，他去往深圳一家港台合资公司：“我一直在找来大陆发展的机会。”

跟鲤鱼门那家他结识了四十多年的海鲜坊老板守着寸金寸土赚钱营生不同，范家辉和他的一些朋友们从很早开始就看清楚他们的路：走出香港。

“我们一直说，香港虽然发展比大陆早，但却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对于上一代来说，它只是一个动荡年代的避所，它的历史感稀薄，令人很难产生归属感。”

那是一家将生牛皮加工成半成品蓝湿皮的企业。范家辉不仅学会如何将一百多斤湿漉漉的带腐肉的半成品在卡板上堆叠起来，也有了去内地采购的经历。

从深圳开货车到河南、安徽，一路上坑坑洼洼的泥路，冬季北方的朔风，路途中一元多的二锅头，精明的回民，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地下钱庄……都增进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后来，当身边的香港朋友用各种口吻谈论“大陆人”的时候，他笑道：大陆有三十几个省，每个地方的人都很不一样，没有一个笼统的“大陆人”……倒是香港人一到大陆，很快学会了闯红灯。

2003年，他陪家人去西安，没跟旅行团，包了个车往汉武帝陵去。一路上，他发现乡下路与路之间很少有车辆交会，即使有，车与人、车与车之间总能有序通过。乡人哪里需要红绿灯么，他感同身受。

另一次文化相对主义的经验是在印尼。90年代初，他每天在雅加达晨祷的钟声里醒来，这样的钟声，每天要响五遍。他只能上午召集公司成员开会，因为下午当地人要礼拜。下午，他花一美元就能找一个当地人陪打一下午网球……在这个天气只有热、很热、非常热三种情形的赤道岛国，几千万年以来，人们不需要时装，树上结满果实，七八斤的河鱼随手可捞，困了上树就可以睡，人们不需要储蓄……

“就像香港人比较务实、急功近利，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后来，范家辉每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城市，先去走访当地博物馆，像一个有经验的人类学家那样。

做直销如同做保险，都是与人打交道含量极高的生意。对市场的认识，对国情的判断，对政策、门槛的把握，对历史、文化、商业的综合考量，二十多年来，范家辉在亚洲各国精研的，就是这样一门学问。在菲律宾，他曾触犯过黑帮利益，进出8个保镖陪护，行踪保密，仍然眼看着两辆车在身后爆炸；也收到过恐吓短信。

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引邓小平的话“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又或者温家宝的话“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他推崇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破窗理论”（涵义是细节对人的暗示作用）；也有自己的话“共通的国情，就是人”。

1997年香港回归，他第一批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此后他所有的言与行，都纳入一个抽象的“爱港爱国”，却有实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