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双高”的危机

金融公司的CEO陈新(化名)，在两年前，也曾想涌入这个领域。为了调研市场，他派了几个人，去“卧底”当时在中国做得最好的几家消费金融公司。结果让他出乎意料。当时排名第一的消费金融公司，实际的坏账率，已高达10%以上，且每月持续攀升。

“大部分坏账率，来自内部人员的造假”，陈新称，很多员工对给蓝领人群放贷这件事，极不认可，认为只是在“放高利贷”。因此，他们帮着用户资料造假，共同分贷款获得的钱，“员工完全没有忠诚度”。

“大部分公司，根本就没有风控，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急速将用户量做起来，用于下一轮融资讲故事”，陈新在派人“卧底”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互联网金融公司，并非“2C”，而是“2VC”。

实际上，信誉高、优质的客户，都把持在银行手中，为其提供信用卡服务。而成为消费金融公司客户的，恐怕都是“银行不愿发卡的人群”。

这部分“零征信人群”，信誉不够，加上风控缺失，必然导致行业坏账率难以控制。

这个月初，苏宁消费金融公司公布了最新财务数据，不良率达10.37%。媒体报道称，苏宁内部人士坦言：“我们绝对不是不良率最高的，很多面向大学生提供分期消费的平台，不良率超过25%。”

不少平台，正在试图用高利息掩盖高坏账率。春晓资本的投资人张博发现，不少消费金融分期平台，“其利息已高达100%，甚至400%”。

“利息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陈新在深入调研过行业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的情况，和当年韩国的信用卡危机，极其相似”。

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为了增加消费者开支，韩国政府鼓励银行尽可能多地发放信用卡。一时间，首尔街头充斥着信用卡发行商，对大学生、失业者等等都来者不拒，只要你肯填写申请表。有人形容，这是国家在对人民进行“债务填鸭”。

韩国人很快变得刷卡成瘾。到2003年，人均信用卡持有量达到4张，每个人的信用卡债务总额约2000美元。

人们在疯狂购物、透支消费的同时，却忘了，清算的一天终究要到来。

2003 年，一个34 岁的主妇因不堪债主催讨，从高层公寓中将3个孩子推下去，自己再纵身跃出。许多家庭因积蓄耗尽而破裂，犯罪和卖淫现象剧增，人们哀叹说，韩国已经沦为一个“破产社会”。

历史总是具有相似性和重复性。今年校园贷大量的负面新闻中，也有类似的案例。天价逾期费、学生跳楼、暴力催收、裸条事件，所有恶的因素聚集爆发后，行业在监管的厉声呵斥中，陷入了洗牌清场的局面。

陈新不无担心地发现，行业中，过度消费的征兆已开始隐隐出现。

王峰杰的一个朋友，通过分期消费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每月需要还款500多元。有一个月实在没钱，造成逾期，后来只好到别的平台再借，拆东墙补西墙，如今利息越滚越大，“他已经根本无力偿还了”，王峰杰说，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

陈新计算了一下，如果一家平台的坏账率是20%，再剔除获客、运营成本，利息恐怕要到40%，才能收支平衡。因此，大部分消费金融平台并不盈利。

“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只有一种方式，吸引更多的用户来贷款、还利息，或者从VC融资，以弥补资金的漏洞，然而这个漏洞会越来越大，最终都会崩盘”，陈新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庞氏骗局类似。

人人操盘的CEO顾崇伦认为，在某些领域中，消费金融极难成功，比如说相对泛人群，泛地域，场景可控性较差，借贷利率较高的一些蓝领消费贷。

类似群体和类似场景的风控，都太难。

“这一类创业项目的过热、泡沫化和极速规模扩张，总会有人成为最终的接盘侠，总会有人受伤，但最终受益的，就是这个过程中套现的创始人和投资人”，顾崇伦称。

就像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只要最后一个兜底者不是我。